“点啤酒的时候人家没错听成牡蛎——就因为这个，你就觉得自己会说法语了，”保罗这样说。可看过一场电影之后（说的是一个笑中带泪的小丑，或是泪中带笑，我们没搞清楚），就连保罗也灰心丧气起来。“看来我的法语水平也是吹牛，”他叹息道。

可起码他能跟人沟通啊。我在巴黎待得时间越长，法语好像越差。我已经过了最初的错愕期——以为人人都能听懂我说什么。我开始厌恶自己那笨拙的口音和贫乏的词汇，除了最基本的意思，我没法跟别人沟通，真气人。我的法语发音里，“u”比“o”念的更糟。

这种郁闷心情在感恩节达到了高潮。我们前去参加保罗和哈德莉·莫勒（Hadley Mowrer）夫妇俩在家里举办的鸡尾酒会。保罗·莫勒是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专栏作家，也在“美国之音”做广播节目。哈德莉曾是海明威的太太，二十年代的时候在巴黎初遇保罗·莫勒。哈德莉为人热情又感性，她儿子杰克·海明威在战时也在战略服务处工作，大家都叫他邦比（Bumby）。莫勒家的感恩节聚会上，一多半的客人都是法国人，可我根本就没法跟人家闲聊。我可是嘴巴闲不住的人，这沟通问题让我沮丧透顶。当晚回到饭店后，我就宣称：“我要学法语！就算赴汤蹈火也要学会！”

没过几天，我就去贝立兹语言学校（即Berlitz，一个非常老牌的语言学校，由Maximilian Berlitz于1878年在美国创办。——译者注）报了名：私人授课，每周三次，每次两小时，外加作业。酷爱文字游戏的保罗给我编了绕口令，让我翻来覆去地念，帮我练习法语里的r和u的发音：Le serrurier sur la Rue de Rivoli（意思是瑞富丽路上的锁匠）。

与此同时，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租的公寓房子，位置在市中心，面积不小，可格局有点怪异。它在大学路（rue de l'Université）81号的一幢四层大宅里（h?tel particulier，类似中文里的“别墅”，但前有花园，中有穿堂。——译者注）里，房间在二层和三层。这幢宅子是巴黎的经典样式，正面是灰色的水泥墙，有一扇八英尺高的宏伟大门，里头有个小小的内部庭院，电梯是敞顶笼式的。大楼的位置很理想，在左岸，第七区，离塞纳河只有一个街区，就在波旁宫（Chambre des Députés，又名国民议会，是法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和法律的象征。——译者注）和国防部中间。保罗在美国大使馆的办公室就在河对岸。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听见附近圣克罗蒂德教堂（Church of Sainte-Clothilde）报时的钟声，那声音十分甜美，我很爱听。

12月4日，我们从皇家大桥酒店搬进了大学路81号。住在一层的是房东太太，高雅贵气的皮埃尔夫人。她七十八岁了，身材清瘦，一头灰发，一张生动的法国面孔。她穿一身黑，脖子上围着黑围脖。她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跟她同住，女儿名叫库埃迪夫人（Madame du Couédic），女婿名叫艾维·库埃迪（Hervé du Couédic）。地下一层的小公寓里住着门房，是个阴郁的干瘪老太婆。

皮埃尔夫人很有教养，业余从事图书装订和摄影。她的将军丈夫在一战中丧生，又在三个月内连续失去了一双儿女。可她简直像个手工擦亮的旧黄铜防火罩般熠熠生辉。她饱经世事，成熟优美，同时又生气勃勃，看到这样的人真叫人开心。我希望，等我年至耄耋的时候也能像她一样。她的女儿库埃迪夫人看上去是个典型的法国贵族女子，体态瘦削，一头深色秀发，言谈态度里带着几分端庄持重。她先生也是个不错的人，客气有礼，但稍嫌冷淡，经营着一桩很成功的画廊生意。心照不宣地，我们彼此慢慢地熟悉起来，最终成了很好的朋友。

保罗和我租到了二层和三层。搭电梯上到二楼，迎面就是个又大又暗的客厅。皮埃尔夫人的品味停留在上个世纪，客厅的装潢颇为荒谬，整个儿是路易十六的风格：天花板高高的，灰色的墙上镶着四重镀金嵌线和嵌板，挂着难看的挂毯，钉着用电的假烛台；窗户旁边悬着厚厚的窗帘，电门开关不好使，屋里的光线也很微弱。有时候，我不过插了个电熨斗，保险丝就会烧断，气得我喃喃直骂。但房间面积很宽敞，挪走了大部分桌椅之后，屋子看起来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