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玩耍中，我被一块硬煤渣击中了额头。我哭着冲回家，任鲜血沿着脸颊流淌（我的脸上至今还有一个明显的伤疤）。母亲瞥了我一眼，给了我一记耳光--其实她当时已经意识到我的伤不是很严重。“看衬衫被你弄的！”她说。然后她擦干净我的脸，用邦迪包扎了我的伤口，叫我“接着出去玩”。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女性：虽然要求严格，但内心善良。她善解人意、务实、知书达理，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事情，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就是爱之深、责之切。无论她让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们一家子，从来不是为了她自己。即使母亲后来渐渐发福，也不失优雅。正如罗莎莉所言：“她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滑翔，犹如帆船的船头破浪前行。”

我们的母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我们家庭的领导者。在生意、社交和家庭事务等方面，她的话绝对是权威。在家里，我们对她言听计从；但出了家门，就必须独立--我们很小就已经很独立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独自步行去幼儿园时，总会试图弄明白怎样才能到那里。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送我上学或者接我放学，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更主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独立。

虽然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却没有受到任何优待。我相信母亲更倾向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能力，因为在奥斯特罗维茨的时候，是外婆一个人经营着家族的煤炭生意，而外公则在埋头研究摩西五经。母亲自己也非常能干，她延续了其家族的传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我们家没有那种睡前父母给孩子讲故事的书，即使有，我的父母也不会给我们讲。不同于那时由非典型移民抚养长大的年轻人，我们年少时的认知都来自父母的身体力行，来自街头巷尾。

1937年，为了在以后更有发展前途的城市北部买到便宜的土地建造房子，父母离开了沃德。但父亲在可能是最糟糕的时期--北美商业史上最萧条的时期--从商了。通常哪儿有活儿他就去哪儿做。一次，当他在用马和犁开挖地下室时，他的肩膀受伤了，但他只是抖了抖肩，又毫无怨言地继续工作。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