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古代一直叫“幸福之地”，也就是“乐土”；它的一个临海城市叫“Aden”，与“伊甸园”谐音的“亚丁湾”就环绕着它。另外，《圣经》中人类之父“亚当”（Adam）的名字意思是“红”，中东地区最大的以“红”命名的地理概念无过于两面环绕也门国土的“红海”。伊斯兰教文本一般将“亚当”（Adam）翻译为“阿丹”，这个线索很可能透露了中国的“丹”字的“红色”由来！假如深入一下，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红色甚至接近Adam：渥丹。中国《诗风?终南》“颜如渥丹”，何新解释说“渥丹”就是“太阳”，并且“是尧、舜之母氏”①。我进一步解释，“渥丹”就是“红如太阳”之色：红色；而“尧、舜之母氏”的身份则暗示了“渥丹”的“人祖”身份：Adam。红海，就是Adam之海，今天的“红海”取意译，而非音译。而红海的出口处，自然就是Adam湾，但这次音译却由于时间的长久而成为“Aden”，或许在口语里分别不大，但是落实为英语字母时他们看起来有了些微的差别。

从以上不难看出，也门的“亚丁”（Aden），“亚当”（Adam）的红色，还有今天的“红海”就出现在人类起源之地附近，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一个线索，很可能这是最初同一个称呼在地名与人名甚至族名的体现。正如“西伯”后来在中国的现象，既指一个人，也指一个国家与地区。

假如“伊甸园”是指1万多年前的“人间乐园”，那么全世界再找不出第二个比这一带更有竞争力的地方了：从名称根据以及人类起源之地来看。这一地区的种种嫌疑也从中国的文献中得到侧面证实，比如“乐土”概念，“女娲洪水”传说等。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疑惑也一直没有解开，放在这里求教于社会。中国的“普通话”或者“中国官话”现在被外国人称呼为“Mandarin”，而连接也门与埃塞俄比亚的狭窄水域恰好就叫“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 Strait）”。我甚至想如果“曼德海峡”足够著名的话，很多从这里来到中国的人们可能会被早前已在那里的人们称呼为“南边的曼人”，久而久之可能就成为“南蛮”。我对“南蛮”的起源还有另外一个猜测，“麦因人”也可以转换发展为“蛮人”，并且“蛮人”出现于中国南方也对应了“南阿”人到中国的地理条件。至今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个奇怪的阶层或民族，Mana，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匠人群体，擅长金银铜铁以及其他工艺。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古代的一个遗留宗族，而他们的翻译也应该接近“曼人”或“蛮人”。

进一步清理“乐土”或者“伊甸园”，可能会引向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论。以上的种种联系如果还不足以说《圣经》中的“伊甸园”就指这一带，那么也肯定离此不远，论据如下。

大约7000年前的挪亚生活的地点一定临近大海，不是地中海就是红海、阿拉伯海附近，不是迦南就是也门一带，两者必居其一。我更偏向后者。中国地区发现的具有神秘内涵的海贝多来自“亚丁湾”附近①，这些海贝似乎具有极其神圣的意义，可能就是与古代的“伊甸园”或者人类的祖先传说有关。中国外来的海贝多有来自非洲以及阿拉伯海和红海如亚丁湾这里的。从距离人类发源地（东非）最近，以及闪、含两族在红海这里交界等判断，我也倾向于“伊甸园”就在今天红海附近。

证明红海与“伊甸园”的关联，或者证明伊甸园的地点，对于推断中华文明源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有可能不仅是挪亚后代，而且我们的部分祖先可能真的来自“伊甸园”。当然这个荣耀和传奇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真相，哪怕来自地狱我们也要承认事实，但万一来自神奇的“伊甸园”毕竟更让人喜悦。

从原始社会的发展看，文明最初阶段的积累首先是人类组织的成立、部落的出现。简单讲，人群的数量必须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文明才能被催生出来。从猿类通常的二三十个到人类的二三十人成群结队地采集繁衍，再到人类可以突破这个原始的数量界限，达到50人、100人、甚至是300人的族群，肯定会连带催化组织能力、语言、等级、私有化、政治、宗教、军事和其他文明的出现。量多体大，意味着复杂化，意味着所谓文明的形成发展。从这一规律看，最初的文明应该出现在人类的发源地附近，这是我特别倾向于也门――埃塞俄比亚一带为伊甸园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这个判断也确实来自目前DNA与考古结合得出的结论。哪里是人类的发源地，哪里才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伊甸园”。

对于伊甸园的地点我还有一个假设。从《圣经》看，人类是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我认为“伊甸园”有可能指埃塞俄比亚包括索马里附近的人类发源地。索马里与也门分居“亚丁湾”南北两侧。所谓人类被驱逐出去可能是从非洲大地驱除出去的。这就不影响“亚丁湾”的命名合理性。当然也会存在异地取名的可能。无论如何，红海距离“伊甸园”肯定很近，比地中海更有条件成为伊甸园。

另外一个假设是“伊甸园”在阿拉伯半岛，或者就在“乐土”之“也门”，这里距离人类发源地也很近。也许是当时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化过程被拟人化为“上天生气”的驱逐，人们开始四散逃亡了，所以被传说为驱逐出“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