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赵元任夫妇是最要好的朋友。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赵元任先生的文章，却一直找不到感觉。写不了先生，就写写夫人吧。最近，我读了杨步伟的《杂记赵家》，难免想到“杨家有女”的典故。“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是《长恨歌》中的名句。如果说白居易在诗中为世人讲述了一个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爱情悲剧的话，那么杨步伟在书里则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现代女性的幸福人生。

杨出生于一个世家大族，她的曾祖父与曹国藩是同科进士；她的祖父早年当过驻欧使馆参赞，晚年潜心佛学研究，是一个既有民主思想又有宗教情怀的老人。她的父亲（其实是叔父）在戊戌维新时曾与熊希龄、梁启超创办湖南时务学堂，后来从事实业活动，也是开一代新风人物。由于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她从小就像男孩子似的，有一种既淘气活泼又争强好胜的个性。

杨步伟初露锋芒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时她才二十出头，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安徽督军柏文蔚请她去当校长。在此之前，她既没有任何学历，也没有工作经验。奇怪的是她居然把一个５００多人的实业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二次革命后，她东渡扶桑，去日本学医。五四期间，国人正在讨论娜拉走出去怎么办的时候，她已经学成回国，与两位女友开办了一家私立医院。

出人意料的是，当世人公认这是一个“大有探春之风”女性时，她却因为谈婚论嫁而放弃了行医生涯。一个留学生，居然在事业的颠峰时期回到家中，心甘情愿地作起家庭妇女来，这好象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看着杨的一生，我觉得所谓家庭妇女也不可一概而论。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她曾经问过祖父和父亲，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说“我们家”要娶某某人，而不说“谁”要娶某某人？可见她对家族主义的传统婚姻十分厌恶。

作为女人，她从小就没有把自己作为家族的附庸。杨家有女是由父母指腹为婚的，但是等到她初长成的时候，却主动为自己退了婚。与赵元任结婚时，他们的婚礼简单朴素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为此，《晨报》还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题作了报道。结婚以后，她也并没有沉溺于家务劳动，而是有干不完的事情。一开始，她为了发挥自己的医学专长，曾经开过一个诊所，专门搞节制生育工作，所以她是中国节育的先驱。赵先生在清华执教时，为了方便师生，她与几位教授夫人开了个小饭馆，曾赢得“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的声誉。也许是因为“生意茂盛，本钱干尽”吧，大家送给她们一个“三太公司”的谑称。此外，她还积极参与开办小学、募捐赈灾和慰劳军队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杨步伟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她一生所做的事情无法备述，但我以为她的最大贡献还是在文字方面。她的处女作是一本食谱。她当小姐时本来是下不了厨房的，后来因为在清华园办那个小桥食社，才学会做菜。二战时她客居美国，看到市场上供应十分紧张，但美国人却要丢弃许多可以食用的东西，便想写一本食谱。在胡适、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的支持下，这本书刚一问世便好评好潮，风行名地，以至于出到十二版还供不应求。杨女士不仅能写食谱，还写过一部中国妇女史的专著。据说这本书写好后，“要出版的地方也很多”，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缘拜读。至于手头的这本《杂记赵家》，当年在台湾面世时就引起广泛关注，它不仅为世人讲述了—个现代女性的故事，还是一种社会史实的真实记录（赵元任语）。

朱德熙先生在《赵家杂记》的新版序言说：作者之所以有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因为她抛弃了所谓“过日子”的传统观念，采取了西方人所谓“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所以我认为杨女士的婚姻取向是个人主义的，这与家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婚姻观截然不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国人对于五四先哲们所崇尚的这种价值观念还有许多曲解，以至于一提起妇女解放，就必须走出家庭，投身于革命，一提起家庭妇女，就必然是依赖于丈夫，一事无成。

当然，杨女士也有自己的遗憾。女儿赵如兰说，１９３８年他们全家去美国时，大家都很高兴，但“母亲却非常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原因是她知道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机会了。尽管这是一种缺憾，但是谁能说断臂维纳斯就不美呢？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完美无缺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夫妇在金婚纪念时才会有如下感叹：

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杨步伟）

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赵元任）

１９９９．６．２９．

附：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说：“我们家的地一共有十七亩，在南京的城中心，……将来各位到南京还可以去看看呢。现在算是金陵刻经处了。”日前我去南京开会，顺便去那里看了看。抚今追昔，不禁有些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