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工人从芝加哥请来了基德，请他帮助他们进行罢工的组织工作。在罢工的14个星期中，没有人破坏潘恩的财产，只有两个非工会工人受到了骚扰。可是潘恩却雇用了平克顿的劳工侦探，市长也要求州府派民兵来，这样在14个星期的混乱状态中，罢工工人和自卫队在一家面粉厂发生了冲突，有一个工人被打死。

冬季就要来临，工会的基金用完了，工人们身无分文，而潘恩的木工厂还在继续运转，罢工失败了。工人们在他们所能争取到的条件下复了工。为了让自己工厂的工人不再组织罢工，另外也看到丹诺在“戴斯案”中并未创下推翻共谋犯罪指控的先例，潘恩说服欧什克什地方检察官逮捕了基德、特洛伯和曾特纳，他们被控“共谋破坏潘恩木材公司的经营”。产业界的目光再度集中在丹诺身上，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件企图破坏美国人民追求自由理想的威力巨大的武器。但是这次丹诺决定要把这个武器彻底埋葬，就像金斯曼地区把去世的人深深地埋起来一样。

丹诺站起身来，开始作终结辩护，手中却片纸未拿。在这两天的辩护中，他一次笔记也没有看过，然而，他对陪审团所作的辩护词——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对即将消失的19世纪所致的悼词——却有着清晰抒情的文笔和风格。时至今日，这篇辩护词仍以它清晰的思路、有力的论述被奉为经典。《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称这篇演讲“像一本小说一样生动有趣”，它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文献之一，它以清晰严密的逻辑发出了人权高于财产权的呼声，从而推动美国社会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丹诺第一次在他的演讲中使用了“伟大”这个词。在他漫长而动荡的一生中，他曾好几次谈到了“伟大”，虽然“伟大”被证明太炽热以至于无法经常掌握在他赤裸的手中。

几年以后丹诺在瑞士旅行，一个瑞士朋友把他介绍给他正在吃早点的那个咖啡店的老板。“丹诺吗？”店老板说，“我知道一个叫丹诺的美国人。我有一本他写的书。”这个老板走进店后的住宅，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本那次木工共谋案的辩诉书走了出来。就这样，丹诺的名字开始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