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编辑出版《张闻天在辽东》，我以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闻天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段时间显得最为辉煌。首先当然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几年。那时他正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已摆脱了“左”的错误，在主持中央工作中得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转变、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其次就是在东北先后担任合江和辽东两届省委书记期间。虽然一个省的地方不大，但是工作比较全面，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因此也容易展现他的才能。闻天同志在辽东时，年龄还不满50岁，工作起来精力充沛，并且老练成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领导全省工作完成从战争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全面转变，一些创造性的经验和主张对全国也有影响。

我在张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十余年，是从辽东开始的。那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每当回首，总是感念不已，为之动情。但是由于我当时从事下面的部门工作，对全面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只能谈点个人同他的一些接触，虽然显得零碎，却也反映了他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侧面。

一，先期接触

我是1949年5月调到辽东省工作的。在这之前曾经同闻天同志有过几次接触，所以可算是早就认识了。1941年4月，延安整风前夕，闻天同志为了了解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情况约我谈了?次话。那是在他所住杨家岭的窑洞里，刘英当时也在座。他问我答，谈了一个上午，他还一直仔细作着记录。中午，我被留下吃饭。他们是小灶，每人有四个小馒头。他们知道我是大灶，只吃小米，所以就把馒头全部让给我，自己去吃小米饭。这次接触给我留下了两点难忘的印象。一是闻天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对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抱有满腔热情。二是作风平易近人，毫无架子，能同下面同志平等地讨论问题。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被派往东北工作，途中凑巧遇到闻天、刘英同志，并且同乘一列火车。由于当时铁路破坏严重，火车用水要盆端桶提，加之?煤改烧豆饼，所以走走停停，到平泉干脆就不走了。后来他们和高岗、李富春等人改乘汽车东去，我则随部队行军到锦州再上火车。几天后到沈阳找东北局报到，不期又碰到刘英同志。她说，她和洛甫要去北满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时并不清楚北满是什么样的地方，但一想，既然洛甫同志可以去，自己有什么不能去的，因此表示愿意同往。于是刘英就答应为我去作安排，并要我抓紧改换行装，准备一两天后出发。那时沈阳、哈尔滨等地为苏军占领，秩序极为混乱，伪满残余和国民党地下势力活动猖獗，街上枪声不断，解放区的装束往往会成为他们枪杀的目标?去北满的干部无部队护送，只好都化装成商人、教员等平民百姓模样。张闻天当时的装束就俨然一位大学教授。

11月26日，去北满的人编成一个干部队，从沈阳出发。方强任队长、王鹤寿任指导员，成员除闻天、刘英外，还有高岗、李富春、李大章、张策、彭敏等二三十人。乘坐的火车虽是闷罐子，既无暖气，也没座位，但大家情绪很高，闻天同志一路都是有说有笑。当时铁路由苏军管制，晚上车到长春竟不让走了。高岗自报奋勇、要我陪他进站交涉。管长春火车站的是个苏军大尉，他一眼就看上了高岗所带三节电池的手电简。大概是没有见过，非常喜欢?要求送他“留作纪念”，但高岗执意不肯，于是又回到车厢。当大家了解这一情况后，都力劝高岗割爱。闻天同志说，“老高，一个手电筒值几个钱，送给他吧。让他放我们走”。高岗表示，他不是舍不得手电筒，而是不愿对苏军这种违犯纪律的事作出让步。但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他还是拿出手电筒交我送去。苏军大尉得到礼物后，二话没说，就指派一辆机车只拉我们这节车皮直奔哈尔滨，一站未停就到达目的地。

哈尔滨，闻天同志即同先期到达的陈云同志会合，12月初又赴合江出任省委书记去了。我则留在松江省做群众工作。从此分手，直到三年半以?又在安东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