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查“胡风分子”到肃反

张闻天回到部里不久，就开始了清查胡风分子的运动。他没有让我做任何事，所以我对部内和社会上怎样抓?风分子，实际上并不清楚，到现在印象也还是模糊的。但是很快，运动就转变为大规模的肃反，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而外交部不但知识分子成堆，而且出身经历或社会关系复杂一些的人又比较多，自然就首当其冲。运动开始不久，我就随张闻天去北戴河写稿子去了。一个月以后回来，张闻天已发现肃反运动搞“左”了，不但怀疑对象太多、打击面过大，而且还出现许多违法乱纪现象，如私开人家抽屉进行检查，用“疲劳战术”谈话，甚至还有个别打人的。我一听说，首先产生的一个感性认识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又来了。那次是由王实味引起，这次是胡风引起的?而且挂帅的又是主管宣传教育、给人印象一直是极左的陆定一，心想这一下知识分子可要倒大霉了。张闻天经过了解情况后，就顶着领导上（陆定一和机关党委）的“左”倾方针以至毛泽东的旨意(这时毛泽东正在批转各地报告，推广运动中反右倾思想的经验），公然批评说“运动搞‘左’了”，“现在应该反‘左’，不是反右”，真有点抗旨不遵，同毛泽东对着干了的意味了。他宣布停止群众性的肃反运动，转入专案审查。在纠偏中还要求对错斗的干部赔礼道歉，做好善后工作。他批评运动缺乏实事求是精神，说不能为达到中央控制指标的要求而硬凑数。对于运动成绩的估计，他坚决不同意运动办公室所写总结报告稿中“成绩是基本的”这一公式化的标准提法，认为“不敢正视错误，或缩小错误而夸大成绩都是不对的”。由于争论很大，总结拖了两年才做出。但全国的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这次在正统史学上不大提或尽量淡化的肃反运动，其实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卷进去四百多万人，连陆定一都承认打击面超过了毛泽东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由于解放初期的镇反和这次肃反，镇压和整错的人太多，所以就成了后来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提意见较多的问题之一，结果一些人又因此被打成了右派。这也是运动环环相套的一个表现。

说老实话，张闻天不光是对这次肃反运动有些不以为然，就是对在这以前的那些运动，如镇反、三反五反、批《武训传》、批胡适，也都有点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我的了解，在那些运动中遭到镇压和被整挨批的人，一大半也是搞错了的。而且后来的历史还一再证明，这种运动每次都和延安抢救一样，在运动中表现越积极、整错的人越多，反而越得到信任，提升得越快。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左”比右好的顽疾，还变成我们领导体制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论什么人和怎样说，这个老大难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反右派

?1957年二月，我跟张闻天去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转到印尼，国内就开始了反右派。周总理开始电召张闻天回国主持外交部运动。但是这时驻缅甸使馆的问题还没解决，而且看样子，张闻天对于搞运动也没兴趣，所以他就请求视察完驻印尼和驻缅使馆再回去。后来经过国内的一再电催，在驻缅使馆的工作也大体上告一段落，他们夫妇才于七月中乘飞机赶回北京。当我们回到外交部，只见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右派斗争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了。由于我是党组秘书，必须列席部领导的有关会议，所以大小会我虽然一言不发，但对运动情况还是了解的。

张闻天回部主?运动，有些人已被划成右派（包括浦山、俞林、薛谋洪、曹棉之、条法司的专家梅汝璈、凌其翰等）无法扭转了。他接手召开的运动领导小组会，也都开过三十多次了。他在经过了解情况后，就开始设法降温，尽量保护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在会上他就不止一次地说过，划右派一定要慎重，不能把一般认识问题上纲成政治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一不慎重，给人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会断送本人的政治生命，而且组织上也不好再使用他们，结果还不是给革命带来了损失？他的办法就是，对上（机关党委）尽量应付，对下能拖就拖，总是说“再研究研究”。确实，当时?划右派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一个颇有才华或平时还算老实的人，只因为响应号召，在大鸣大放期间，或者其他什么时候，说了两句被认为是出圈儿的话，于是就被戴上了帽子，一辈子受影响。例如我们回来后发现，西欧司专员盛之白（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和美澳司专员俞林（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被打成了右派。原因是他们对干部的调动编了一个顺口溜，写成大字报。说是：“游击队长姚登山（姚为参赞，说他好像打游击一样，没个固定地方），离开芬兰到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芬兰锡兰都是兰，只差赤道北极圈。”等到整风转入反右?，他们就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但张闻天回来后，情况就变了，已很少再划右派。如亚洲司专员谢爽秋，是个“三八”式的地下党员，潜伏在国民党的《扫荡报》当记者，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不知由于发表了什么言论，亚洲司党支部和群众经过揭发批判，坚决要求给戴上右派帽子。但按规定最后定案必须经过部党组审批，所以亚洲司会上会下多次提出，张闻天都以“再研究研究”或其他托词给拖了下来，最后只给划了一个严重右倾，没戴帽子。

最有意思的是对陈翰笙的处理。陈是1925年的老党员和著名学者，这时?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实际分工只管一个南亚组，人数不多，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办公。他被揭发出来的“右派”言论可实在不少，只是影响的范围小些，也就是所谓“民愤”不大。几次党组会上讨论，一些人根据他的言论都认为应划右派。张闻天虽然不主张划，却又一时想不出什么理由，只是设法拖了一阵。最后他想了个办法，说应该把陈翰笙当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处理，因为他长期在外边，很少过组织生活和经受锻炼，所以说话没个准头。大家也就接受了他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决定不划。陈翰笙后来常对人说，没给他划右派是周总理保下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其实他不了解，周总理对外交部肃反和反右派这类事情，除一般号召外是根本不具体干预的，连对长期在身边工作的乔冠华和龚澎都不便出面保，何况他陈翰笙？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在医院里把实情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