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和陈毅

我回到外交部就听说陈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后来也确实看到他参加的外事活动特别多，超过所有其他国务院副总理，显得非常突出。但在他的分工中除常务外有政法、文教、科学院和部分国防，却没有外交。1955年随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作发言，陈毅要做外交工作的大局就已基本上看定了。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直到1958年2月才宣布他代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有的书上说，这是因为反“反冒进”，要削减周恩来的权限。看来不大像。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周恩来都是大力支持陈毅管外交的，陈毅也始终钦佩和服从周恩来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何况延安整风时他们还一同被看成是经验宗?呢。陈毅来外交部，究竟对周恩来意味着什么，现在仍然猜不透，但对张闻天意味着决不会受到重用，却是当时人们一下就看得出来的。

对于陈毅来外交部，张闻天早就料到了，估计他的心情会是复杂的。他固然是个能上能下、不计较名义和地位的人，但是明显地得不到信任，恐怕总会感到不那么愉快。对于和陈毅相处，我看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一直听说陈毅坦率直爽，以为比较容易相处；另一方面，两人终究没有共过事，不完全能摸准对方的脾气，这又使他的处境有点微妙或者说是难办。大胆抓工作吧，他可能顾虑被怀疑为擅权，是不是目无领导?缩手缩脚、摸领导意图或遇事退后，这又完全违背他的精神和性格。为了确定今后走向，在陈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动找陈恳谈。他事后检讨说，他是欢迎陈毅来任部长的，两人也谈得很好。陈毅强调他是专职部长，要每天来部上班，大小事都要管。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认为自己应该在工作上“尽量后退一些，请他抓起来”。张还向办公厅作了布置，为部长每天来上班作好准备。于是办公厅就给新部长收拾了一个全部最大的办公室，并根据他的爱好，买了一些古色古香的书柜和一批线装书。至于张闻天自己，为了让陈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减少可能?干扰，在陈毅来后采取了几项他所说的“尽量后退一些”的措施。一是建议设两个常务副部长：自己仍然留任，但偏重于形势和政策的研究；另一位为章汉夫，着重日常外交业务的处理。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赞同，而且陈毅还表示，研究工作正是他的不足之处。二是从每天上下午上班改为只上午上班（实际上还是经常下午也来，因为那是“大跃进”时期，开会和要办的事比较多）。三是成立综合业务组，除为部里起草文件报告、编写内部通报刊物、接收原研究室的业务外，还为张闻天的某些研究工作服务。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闻天的估计和设想是错误?，他对陈毅的思想作风并不了解。陈毅上任后除去头几天来部里主持开了几次会（包括处理龚澎、乔冠华问题的四次党组会）以外，并没有来外交部上班，后来也一直没见过他来上班，还是在中南海内办公。

根据两年的观察体会，陈毅和张闻天的作风大不相同。张闻天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作家而不是诗人）的气质。陈毅则是将军（元帅）加诗人，作风显得粗犷和豪放，工作放手，不拘细节，容易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有时在外交场合就显得不完全适应了。这里顺便举两个例子。一是1965年9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谈话，显得很不慎重，很不“外交”。其中提到：让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一齐都来吧，趁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干脆打完了再建设。当时可是吓了外国记者一跳。但据说得到毛主席的赏识。二是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天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梅农来访。这位老兄有点瘸，拄了个拐棍。陈老总起身接待时开玩笑说，大家在讨论解除武装，你怎么还带着“武器”（指拐棍）。梅农听了翻译，扭头就走，怎么解释也消不了气，弄得很尴尬。所以陈毅的外交作风简直不能和周总理相比。而且他当部长，并不像跟张闻天说的那样，“部里什么事情都要管”，而是部里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更不用说深入部里各单位检查和指导工作了。作为党组秘书和主管调研的综合组长，在我的印象里，除两次使节会议和一次务虚会议外，几乎没有参加过陈毅专门召开的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以及内部业务的研讨会。一些重大问题如炮打金门和中美会谈，反而是周总理在直接抓。当时热门的中苏关系，则属党际问题，外交部很少插手。最近我又翻阅了一下陈毅和张闻天的《年谱》，特别是他们共事的1958年和1959年，就更加证实了我的印象。《年谱》载明，陈毅更多的是对外宾的欢迎欢送、接见陪见、设宴赴宴、参观访问，以及在文化界、科学界和军方的出面，看不到在外交部主持研究形势、政策和内部业务的条文。张闻天正好相反，对外活动比较少（这既与他的地位职务有关，也是他不喜欢交际这个缺点的表现），而参加有关形势政策及外交业务的讨论会或找相关人员谈话则比较多。我们就以1958年十二月下半月为例，来做一个对比。陈毅有九次外事活动（多为欢迎欢送、接见、签字等）,一次陪刘少奇等接见国内妇女代表，去河南视察一个礼拜。张闻天有一次外事活动，参加讨论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以及外交业务的党委会五次，同回国大使谈话三次，召开条法司和几所?学的专家座谈国际法教学一次，参加国际关系研究所研讨会一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驻外使馆统一领导一次。也许这半个月的对比过分突出，但这确实很有代表性。这种差别很大的两种作风和性格，不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才怪呢。这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所检讨的:“但是后来发现我后退了，他（指陈毅）对我有不满，说我遇事推委。对他的意图，我一时摸不清楚。”其实，根据陈毅的性格和作风看，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只进行些大面上的活动，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样由张闻天等几个副部长和各单位去办，他主要是承上启下，对重要文件向上照转，再大一点的事情自有周总理以至毛主席抓。所以张闻天的“后退”，很快就使矛盾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