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中同志相识与相知，是在辽阳参加土地改革和对敌斗争期间。虽然相处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他那种在危难面前顾全大局、勇挑?担的精神，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起，仍然宛如昨天。

那是1948年春天，处于辽沈大决战和东北全部解放的前夕，形势大好。我们是在辽阳解放后的第十天进驻辽阳铁路以西平原地区开展土改工作的。那时辽阳情况比较复杂，困难重重。国民党军队占着沈阳郊区的苏家屯一带和辽中、辽安、盘山三县，还占有辽阳的部分地区。敌军还派出小部队常来我区骚扰，主要是抢粮捉鸡，当然也抓人，严重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工作队的安全。工作队当然只能一切都靠自己，既起武工队的作用，又搞土改、征粮、支前、组织生产等，工作的紧张艰巨可以?像。

当时进驻辽阳路西?土改工作队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我带来的南下工作队，有二三十个人，比较精干。二是由白山艺术学校校长白鹰、副校长左凡和创作主任谢力鸣率领的近百名文工团员和青年学生，人数不少，但缺乏经验，也不好管。再就是黄中同志从辽南省建国学院抽调的二三十名学员，都是市县基层培养的一般行政干部，也比较精干。

这三部分人一时齐集满城，成立路西工委实行统一领导，以我为书记，黄中、白鹰等同志为委员。在召开第一次工委会议，研究和布置工作中，黄中同志就显示出他的高尚精神。

在讨论分工时，?首先提出，白山艺校去比较安全的刘二堡一带；黄中同志和建国学院学员留中间地带的沙岭；我带南下工作队去比较复杂和不安全的河北佟二堡等地，理由是这个队来自北满和东满，有点土改和对敌斗争的经验，人员也较精干，适合于到艰苦的地方去。但黄中同志坚决不同意，提出要和我调换，理由是工委驻地必须设在中间，便于照顾全局，如果到河北接敌区去，住无定所，不但工作很难照顾到南面两片，就是工委开会也很不方便，他带的工作队完全可以起武工队的作用，他本人抗战期间就较长时间在敌后工作。由于他的坚持和工委其他同志的支持，我也只好让步?这样，他就率队去了佟二堡。后来?事实证明，黄中同志对敌斗争确实有经验有办法，河北的敌情虽较严重，但他带的工作队却并无损失。倒是背靠后方的白山艺校反而有一位很好的演员洪家声同志被匪徒枪杀。

黄中同志到佟二堡后，河北的土改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工作的顺利开展，使黄中同志显得格外兴奋，谈起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当时工作极其紧张，黄中同志白天要深人群众，了解情况，处理多种问题，有时还参加点劳动；晚上不是开群众大会或调查会。就是工作队开会汇报情况、布置工作、整理材料。生活也比较艰苦，吃的多是高?米或苞米。记得黄中同志多次提出，希望工委开会时能改善一下伙食，虽只是开玩笑，但也可看出当时的生活情景。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工委开会时吃一顿细粮，多为面条，其他就办不到了。就是这顿面条，大家也吃的很香。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时同志之间相处真诚、愉快、互相关心、帮助，绝不互相掣肘，更没有什么争权夺利。黄中同志心胸坦荡，几乎是无事不可对人言。我们相知较深，他什么都对我谈，包括他的小家庭情况。谈起来海阔天空，除工作外，更多的是看过的书，我们常以《红楼梦》上的诗词考对方。现在虽已事过50年，但当时那种紧张?工作、艰苦的生活、团结友爱的同志?系，仍然时常萦绕脑际，令人回味无穷，感念不已。

黄中同志分别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动员春耕，宣讲政策，后来连嗓子也嘶哑了。他是东北人，讲话又通俗易懂，所以老百姓都很喜欢听他讲话。春耕中遇到的困难很多，如缺少种子、牲畜（多被敌军抢去，我方征用也不少）等。为了解决群众春耕中的困难，那－阵真够他忙的。但他精神饱满，毫不退缩、夜以继日地奔波。我曾几次提出让他回到河南，但都被他拒绝，他一定要坚持和工作队在一起。对那种近似游击的生活，他总显得镇定自若，不大在乎。后来敌情越来越?，加之建国学院学生也要回校上课，省委又催他回瓦房店，于是在1948年的春夏之交他才离开河北就任新职去了。临行依依。

此后，虽同黄中同志天各一方，但我一直对他保持着一种亲切和敬佩的印象。他从事体育领导工作后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我知道，他一开始并不十分愿意转到体育战线，只是自觉地服从组织分配，后来在莫斯科相逢时问他的工作和今后打算时，他表示已下定决心干一辈子体育，说“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1957年他带领中国足球队到缅甸仰光比赛，我和他坐在一起看球，发现他精神紧张，有时脸色变的很难看。我既敬佩他的?度责任心，又多少有点为他的健康担心?我说，经常处于这种状态不是要得心脏病吗？他却淡然一笑，说已经习惯了。不知他的病是否与此有关，不过我觉得他的身体一直还是好的。

黄中同志的病逝使我失去了一位深为敬佩的朋友。他那种勇于负责，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载《黄中纪念文集》，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