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土地购置事件中，大佬小泽一郎本人清白与否的问题，上个月，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终于以“证据不充分”为由，对小泽一郎本人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被舆论称之为检察机关对小泽的“第二次败北”。不到一年前，同样因陆山会所管理的“问题献金”被指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一场矛头直指小泽一郎的司法调查，在小泽的顽强抵抗下“无果而终”。

在一年前的政治风暴中，小泽以牺牲自己的首席大秘、陆山会的财务责任者大久保隆规而免于司法追究，但却不得不辞去党总裁的职务，从而与首相宝座失之交臂；而在刚刚过去的这场“飓风”中，小泽复失双卒（两名原秘书石川知裕和池田光智被起诉），却再次保住了个人的政治生命。没人怀疑小泽以执政党大佬之尊，挑战国家独立司法的政治实力和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有度，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没有胜出者：特搜捕方面出于万一未能获得足以治其罪的决定性证据而限于被动局面的“慎重论”，在最后关头鸣锣收兵，是司法对政治的妥协，对司法独立性的伤害甚深。对小泽本人来说，尽管勉强躲过此劫，但政治名节已大亏。各种民调表明，除部分铁杆拥趸外，绝大多数国民认为小泽的“清白”是“神话”。而在一个历来看重政治诚信的民主国家，这种负面形象本身无疑是致命的，甚至有极端唱衰小泽论者指出：作为“政治家”的小泽一郎已死。

日本著名政治记者、评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2010年3月号）上撰文，坦陈“在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眼中，小泽一郎之流无非是过去的遗留物而已”。如果换个人口出此言，也许没人当真。但立花不是一般的作家，早在三十六年前，他就作为《文艺春秋》的政治记者，以《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及人脉》的长篇调查报告，为把自民党实力派政治家、首相田中角荣拉下马的舆论奠定了基调，充分呈现了作为“无冕之王”的所谓“第四种权力”的最高境界，也跻身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行列。

照立花的说法：“纵然玩弄百万言辞，摆天大的道理，小泽在政治腐败这点上，已然被证明是其政治宗师田中角荣、金丸信的嫡传弟子。小泽的所作所为，在构造上，与田中角荣、金丸信所做下的，几无二致……至于能否以收受贿赂等罪名问罪，尽管尚存在若干法律技术层面上的问题，难下简单判断，但即使能逃脱刑法上的罪名，作为政治家，在道义上也难脱同等之罪。”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可回过头来看，无论是从源自自民党的派阀政治的角度，还是从“金权政治”（Money Politics）的玩法来看，小泽身上确乎有“DNA退化”的痕迹。

自民党头号大佬田中角荣尝言：“所谓政治，增加自己的伙伴固然重要，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大不至于成为敌人的中间地带，才是胜负之关键所在。”所以田中自己常援手其他派阀的议员，且从不拒绝跟与自己境遇、思想不同的人沟通、交往，其实未尝不是出于这种现实考量。正因此，即使在“田中军团”绝对支配自民党的时代，党内还是有福田派、三木派等派阀的生存空间，也可以堂堂正正地批判田中。相当程度上，这也意味着党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某种再生能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民主党虽然历史不长，但党内民主机制远不如当初的自民党健全，大有小泽一人独步天下的态势。乃至有政治学者担心，长此下去，民主党全党将难免与小泽共同沉没的命运。

除了政治韬略外，政治家的“器量”往往也成为核心凝聚力之有无和大小的关键。田中倒台之后，小泽的另一名恩师金丸信事实上成了自民党的君临者。在佐川急便丑闻中，关于“问题献金”的流向问题，假如金丸想让秘书兜底的话，自己完全可能撇清责任，从而保全政治生命。但今丸认为“不能全推给秘书。秘书所为，即我所为”。甭管是不是自己的直接责任，一股脑全部揽下，毫不犹豫地在特搜部的调查文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旋即辞去党副总裁和派阀（经世会）会长的职务，束手就擒，颇有传统武士道所谓“男子汉美学”的况味。

相形之下，末代大佬小泽在接受检方调查质询后的记者会上，全面否认个人的参与：“凡此种种，全部系秘书所为。自己既未做过指示，也未曾接受过任何汇报。”不仅如此，据金丸信之子金丸信吾透露，自从金丸倒台，直到1996年辞世，集两代大佬宠爱于一身的小泽再未露一面，连个电话都没有。难怪有舆论酷评道：同为自民党系统的派阀大佬，这不同代际之间，差距咋就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