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一个自己虚构的故事开头。有一对夫妇，从谈恋爱时起，就发誓要培养出一位在未来世界惊天动地的天才，为此，他们买回来许多有关胎教和零岁至十岁前各种教育方案的书，他们甚至注意到了什么时间和条件下同床，以及做爱时两个人的意识怎样共同活动，一切的细节上的功夫都是为着与命运达成一道虔诚的天机。 孩子就这样生下来了，丈夫又进了一次省城，回来就抱住妻子说，根据最新人体生命科学研究，证明科学家的左脑都较常人发达。只要通过一定办法，就可以把右脑的能力也全都转移到左边来。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让孩子的左脑变得异常发达？恰在这时，他们的母亲无意中说要是老把孩子侧在一边放置，对着阳光的一边就一定会长得快些。这给年轻的父母一个启示，从此就将孩子右侧放置，左脸独对阳光一年，果然就比右脸多出一大跎肉，正在他们为这个伟大的秘密工程而欣喜若狂时，镇里一个稍有学问的读书人却说：左脸发胖，发达的恐怕是右半脑。一语惊醒梦中人，夫妻俩当即吓得面无人色，赶紧问那读书人：右半脑是主啥的？回答说主形象思维，当作家的可能性比较大。夫妇俩当时就傻了。但事已至此，晒都晒成作家了，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阵子，我觉得这个比喻解决了我对中国作家的基本认识。到底是哪些基本认识，都在那故事里，我不能明说。每个人理解的都不一样。

不能明说的东西只适合于被比喻出来，被暗示，也可以部分理解为海明威所说的冰山理论的应用，或者是卢梭说起那个比他年龄要大好几岁的女人：她身上的每个部分都使我对其它部分更为向往。

好的比喻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我们从前把比喻分为明喻、借喻、暗喻。只有暗喻和借喻更多的是一种修辞，也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有比仅仅提供纯粹物理条件方面的知识有更多的意义，而且手法看起来更容易使人产生一些美感。

来看《围城》中的比喻：

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等于表示她没订婚，你有资格得到她的爱，刻薄鬼也许要这样解释，她已经另有未婚夫了，你可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她结婚的义务。

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长期潜伏水底，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她听了这话，仿佛处女的耳朵当众丧失了贞操。

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

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那时吃饭的肚子可放大，受气的缩小。

这饭店是颗菜，客人有出肥料灌溉的义务。

这就是钱钟书的幽默。靠比喻的幽默，但是，看得多了，问题也就出来了，因为这构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卖弄法，也构成了他的个性造句法，又比如：

四人脱了鞋，上面的泥足抵官府刮的地皮。

桌面像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半斤猪油。

第二位太太过门不生孩子只生病，在家养病反而把病养家了。

这不是煮鸡的汤，只像鸡在里边洗过澡。

他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

那个女孩是“无忘我草”和“别碰我花”的结合。

让她“三分”不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

一落入卖弄，钱钟书的比喻就大打了折扣。他就像总要把他说的那个对象远远地引开去，不从具体的事物本身入手，什么都要绕上一绕，卖弄一番，看着看着就有些不着边际，有些不痛不痒，还有点莫名其妙，似乎他这个人故意想文雅得俗气一般。

我早年很喜欢钱氏幽默，现在基本读着很难受。我觉得这是他的问题，也是比喻本身的问题。从语言的角度讲，语言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媒介，是第二性的了，你再转移一遍，就离你要叙述出来的东西越来越远了。虽然个别的比喻确有快刀样的奇效，但总是使用比喻则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他是对自己聪明的自恋。赵汀阳说：“我们已长时间地容忍了思想的无聊与无用，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又有什么意义 用已经不再智能的思想打捞过去的智慧，又有什么收获 只有当拥有新的智慧，才能理解旧的智慧――一种智慧只能在另一种智慧中被理解――当我们越来越没有智慧，也就越来越不理解过去的智慧。”我以为这话用来警醒比喻也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