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还谈到了弗罗斯特的两句诗，“睡前我还要赶上几英里/睡前我还要赶上几英里。”他解释说，这同样的诗句含义却大不同。前一行说的是路程、奔走和睡觉，而第二行里，睡觉则象征着死亡。只有大师才把隐喻用得这么出色。

在更早一点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总有一种神秘色彩、病态心理和为疯狂而疯狂的倾向。《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荒原》，乃至于《神曲》的神话模式，都可以看作是隐喻的一种形式。

对真正的大作家来说，只有隐喻和转喻才是最重要的。普鲁斯特说，没有隐喻就根本没有真正的记忆。戴维?洛奇则说：没有转喻，就没有记忆的联系，没有故事，没有小说。

现代主义常常都是靠这两者共同完成的。当然也还有别的方法，比如庞德根据唐诗的意象化来的比喻：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许多花瓣

波德莱尔说：给我粪土，我把它变成黄金。他说的是象征手法。

从象征主义的马拉美那里，其实已经感到了这类语言有些问题。马拉美的语言总是力求达到最高一级的抽象，力图能与世界终极的虚无本质靠近，所以，他的词语达到了极致的确切。

罗伯特?穆希尔一直梦想能得到单一解决方法的数学，然后把这种数学的精确性与人间事务的不确切性之间的张力表达到极致。

罗布-格里叶则认为电影表现的是动作和物本身，是运动，是外形，其中，形象恢复了现实性。所以，他认为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十分高明。他自己也参与了好些电影的编导。这是个潮流，也是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对现代主义小说感兴趣的人都对电影感兴趣，新小说就是一个跟电影紧密相关的小说种类，罗布-格里叶玩电影，早年的杜拉斯也玩电影。

对了，就这个罗布-格里叶，这位新小说大师，是一个极其憎恶比喻的老头。为什么呢？我理解的是，他的新小说要抵近事物本质，他当然也还想保留些现代主义的多义性和暧昧性，但主体是新小说的语言，是语言本身。所以他对语言的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一个也不马虎，只要是对他的新小说概念有任何伤害，都是他不能容忍的。

比喻在格里叶那里是使人懒惰的，是投机取巧的，而且是常常准备把话说死的，这些都对现代主义的小说构成了威胁。当然我等愚笨之人，还是离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