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篝火晚会是在半山坡上举行的。劈好的松树拌子搭成宝塔形状，熊熊燃烧，浓浓的烟一缕缕融入夜空，消失不见了。水壶里的俄罗斯茶砖在沸腾，蒸汽袅袅地在头顶盘旋。我们几个围成一遭喝茶、聊天，像过去的爱斯基摩人习惯做的那样。彭哥不时地用一根烧焦的棍撩拨着篝火堆。

铃子唱着“西城男孩”的那首《你的一举一动》。

大家也跟着哼哼。大概是为了追念这支乐队吧，因为他们刚刚散伙。

我注意观察了铃子一下，铃子把黑皮大衣裹在身上，紧紧依偎在苏怀的怀里，依然很亲昵，而苏怀只是面无表情地眺望别处，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现象。

“我可能是庸人自扰。”我心说。

铁木儿就坐在我的对面，寒风蹂躏着她的长发，长发不时地飘起，挡住她的脸。

整整一晚上，我们俩都没说一句话，仿佛陌生人。

还是圣虹姐调侃了一句：“你们怎么都跟没看见对方似的，现在的能见度还没这么低吧，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个朋友，是朋友就该和平共处。”

“对呀，闹什么别扭啊，”原田旁敲侧击地说，“应该让世界充满爱嘛。”

“谁闹别扭了？我们本来挺好的。”说完，我偷偷瞟了对面的铁木儿一眼。我是笑的，但是笑得挺尴尬。

我以为铁木儿会像贝多芬那样皱个眉头，或是哼上一声表示轻蔑，然而，没有。她跟我眨了眨眼睛，冲圣虹姐说道“我们俩很谈得来，没什么可吵的。”从她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一股子热带的气息，这是否预示着我们之间的坚冰已经打破，可以正常通航了，我还说不准。

“那就再好不过了。”圣虹姐一边说一边将茶杯在托碟里转来转去，看也不看铁木儿，在她心里的那杆秤上，那个准备要派在我头上的芭蕾舞演员显然比铁木儿份量重得多。

大家围着篝火跳舞的时候，我犹犹豫豫地向铁木儿伸出了手，铁木儿却毫不犹豫地把手递给了我，让我握着。伴奏的音乐是彭哥从古董店挖掘出的老唱机，原产日本，总坏也总修估计换配件换得已经没多少原器件了，但是，彭哥还是很珍惜，是不是拿出来炫耀一番。不过，多欢快的音乐，在老唱机上一放，都得慢半拍。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挺尽兴的，不用说，是因为铁木儿的缘故。我们两只手攥得紧紧的，我仿佛终于抓住了野马的缰绳。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至于，这匹野马还会不会脱缰而去，我却一点把握也没有。

“你还在生气吗？”铁木儿跳舞跳得气喘吁吁的。

“我什么时候生气来着，哪敢呢！”我说。

“不生气才怪呢。”

“我真不生气，我只是好奇――你的那些个男友怎么样了？”我酸溜溜地问道。

“吃醋了吧，我哪有什么男友，是气你呢。”她嘿嘿笑着。

虽然天寒地冻，大家还是跳出了一身的汗，每个人的额头都散发着热气，像黄昏时的一缕缕的炊烟，篝火熄灭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大家才散去。这是个无比快乐的夜晚。

我们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反目，又莫名其妙地和好，已然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也懒得去想这个，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满足了，谁叫我们是一对欢喜冤家呢。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做爱，也许是因为我有了某种心理障碍吧，不知为什么陆清的面影总是在不合时宜地时候突然出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特别沮丧。结果，整整一个晚上，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竭力来掩饰自己的沮丧情绪，尽可能地不让她看出来。还好，她坐在我的腿上，让我轻轻摇晃着她。听她说这说那。

她说累了，就跟我一起拼图，那是一幅复杂的泰坦尼克号巨轮的平面图，一个拼图高手，恐怕也得用上半天时间才能完成，像我们俩这样的学徒水平，起码得用仨月时间，还是少说。铁木儿留了个爱米莉  狄金森式的发型，松松地挽在脑后中间还留着一道中缝她还曾拿出爱米莉 狄金森的肖像画，让我比较，谁更好看些。我当然说她好看，她就愉快地笑了，然后又继续拼图。

拼累了，我们就躺在地板上睡了。

睡半截，我被冻醒了，就爬起来，把她抱进被卧里，搂在一起再次入梦。

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铁木儿的笑脸，双颊呈紫罗兰色，她俯视着我。“早安。”我说。我跟她在一起，尽量少说话，最好用海明威电报式的简洁语言，以避免又无意间重复了那个新西兰小子的哪句话，挑起新的争端。

“你也早安。”她用手撩拨着我的下唇，像拨弄着琴弦，她变得更像一个女人了，同时还流露出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柔情蜜意，这种柔情蜜意很容易使我联想起蓝色鸢尾花或别的什么花。“以后我们再也不吵嘴了，好吗？”她说。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跟她吵架，吵架的都是她。当然，我不能这么说，我只是举起她的手，吻了吻她的手指尖，制造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果然，铁木儿像是受了感动似的，把脸颊搁在我的胸前，仿佛那里是一个码头，远航的船只可以再那里停一停，靠一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