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遗嘱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尽管过去几十年来波士顿变得越来越繁华，加德纳博物馆所在的广场街二号依然像绿洲一般宁静，而它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加德纳博物馆的托管人决定不再投保盗抢险。说到底，为艺术品投保通常是为了一旦艺术品被偷或者遭到损坏，可以用保险金购买其他艺术品作为替换。然而倘若所有的藏品都不得被替换，那么年复一年地给保险公司送钱还有什么必要呢？为这些馆藏艺术品投保甚至更有可能把贼招来，那些窃贼们相信，他们可以偷走那些画作，并以此勒索赎金。（托管人的理由看来很充分。与之相反的另一派观点――万一发生失窃，博物馆至少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一张支票，总比鸡飞蛋打好――落败了。）

所以，当1990年冬天窃贼们潜入加德纳博物馆，窃走了价值三亿美元的艺术品之后，加德纳博物馆没有得到一个子儿的补偿。

私人收藏家往往也很轻率。其中有些人目光短浅，另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继承了颇为值钱的艺术名品的人，往往努力保持低调，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税务当局的注意；此外还有那些没落的贵族们，如今他们有土地有产业，但没现金，而且他们会更愿意把钱用来整修面积足有两英亩的石板屋顶，或者把有上百年历史的铅皮水管加以翻新，而不会为已经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蒙上了厚厚尘土的古旧帆布投保。

有鉴于艺术品投保的保费非常低廉，竟然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不去投保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现行的艺术品投保费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几，大致与住房保险的费率持平；一幅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绘画每年所需的费用不过几千美元。投保费率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艺术品被窃取的风险低，所以很多艺术品拥有者选择了撞大运。以布克鲁奇公爵为例，他所拥有的艺术品总价约为四亿英镑。其中仅失窃于2003年夏天的莱昂纳多 达 芬奇的《纱槌圣母》就价值五千万英镑左右。然而布克鲁奇公爵为自己所有藏品投保的金额仅为三百二十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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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对艺术犯罪的忽视并不能简简单单地归结为他们下里巴人的习气。警方的经费捉襟见肘，并且随时都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找出最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进行侦查的案件。大学哲学系一年级新生遇到的两难问题，在警察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每天都在上演：你究竟是去解救困在失火的房子里、透过窗户呼救的人，还是去拯救悬挂在壁炉上方的那幅伦勃朗的画作呢？

公众们也希望警方专注于真实的犯罪，而不是那些被窃的艺术品。悬而未决的暴力袭击事件是丑闻，失窃的名画只是谜案。警方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证明自己正在大力打击那些上了电视新闻以及小报头条的犯罪事件。“如果我们发现某个毒品贩子是恋童癖，同时还卷入了与艺术品、古董有关的罪案，那么这事儿就好办得多了，”一位追踪艺术品窃贼长达三十年的探员慨叹道，“但一个恶棍的犯罪事实仅限于艺术品、古董的圈子时，警方根本就不会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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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艺术小分队的头头约翰 巴特勒给查理 希尔打去电话谈论《呐喊》失窃一案的同一天早上，伦敦《泰晤士报》就这桩窃案发表了一篇社论。“谁能把这样一幅画卖出去呢？”这份报纸困惑地问，“它会被藏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于买下这样一幅失窃的珍宝呢？除非是某位极其崇拜蒙克并且又患有强迫症的百万富翁，否则有谁会甘冒奇险买下这幅画，只为了在午夜偷偷溜进可能藏有《呐喊》的漆黑的小房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