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塔是在一所巨大的田间房舍里长大的，拜访她家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她后来的丈夫也是到访的客人之一，齐塔第一次看见兰登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空军军官，正与齐塔的父亲下国际象棋。）廷林 韦德林顿是当地的教区长，同时也是一位费边主义①的鼓吹者，用她女儿的话说，是一位“玩儿杂耍的，爱卖弄的人”。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是韦德林顿家的常客，大文豪肖伯纳也时常光临，他凌乱的大胡子以及喜欢打地铺、不爱睡在床上的怪癖总是让家中的小孩子们笑话个不停。

那可是一段闪闪发光的迷人岁月。曾经有一次，在威尔斯家，那时齐塔六岁，有人告诉她准备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

“齐塔，来见见查理 卓别林。”

一个小个子、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男人走了过来，齐塔当场被气哭了。“他不是查理 卓别林。”那个陌生人一听此话就出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兜了回来，这次他头上戴了一顶高帽子，手里转着一根手杖，那位伟大的男人真的来了。

直到今天，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齐塔仍然像个早熟的半大孩子一样心直口快，毫无遮拦，因为她知道自己受到所有人的崇敬，没有人会申斥她。她就像站在聚光灯下讲故事的绝顶好手。她会谈起六十多年前与一位叫做迪迪 仲马的年轻人一起在地中海游泳，后者是位英俊的法国小伙儿，正与另一名叫做库斯特奥的年轻人一起对一款水下呼吸装置进行测试；她有好多的战争故事，其中包括自己如何因为被诬陷偷运武器进入希腊而遭到逮捕、关押她的牢房，以及成功逃脱之后如何徒步穿越法国。她还会讲述自己的情郎是如何因为飞机失事而丧命于战争当中（那当然是遇到查理的父亲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惨剧”。

查理 希尔就是听着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长大的，但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倒是平淡无奇。他的父亲，兰登 希尔是个空军军官，后来调进了国家安全局。齐塔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着丈夫的调令东奔西跑。“戴顿、俄亥俄，”齐塔的叹息有些夸张，“哦，那些日子太可怕了。”

查理永远是小镇上新来的孩子，光小学他就上了十几家，有的在得克萨斯，有的在伦敦，有的在科罗拉多，还有德国的法兰克福，以及华盛顿特区。（几十年后，他仍然能够记起当年在圣安东尼奥遇到的坏小子的名字，那时候他才七岁，刚刚从英格兰来到美国，说着一口伦敦腔的英语，戴着羊毛帽子，穿着长袜和短裤。）对希尔来说，长大成人的过程变为了一次漫长的历练，他必须学着如何结交新的朋友，如何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虽然父母的家世相差悬殊，希尔倒为此感到自豪，“一边是小木屋，另一边则是拥有封号的骑士”。有一组古老的家族照片是希尔最为珍视的，它们记录了他的美国祖先们骄傲地站在俄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人保留地一座粗糙的小屋前面。在希尔看来更棒的是，他父亲的曾曾祖母是纯正的切诺基族①，所以他的祖先当中既有牛仔，也有美洲的原住民。这种血脉的关联老是让希尔去计算自己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可惜他在计算方面真的不在行，每次折腾半天，得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

兰登 希尔的故事就更加缺少愉悦的成分了。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毫发无损，但精神上却被伤害得千疮百孔。他是最早攻入达豪集中营②的美军官兵之一，他目睹了那里的悲惨景象，并曾负责卸载填满了死尸的列车车厢，噩梦般的情景让他在余生当中饱受折磨。“他曾经是一个明朗欢快的人，却也抵受不住那般的人间噩梦。”在查理看来，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由一位战斗英雄转变成了酒鬼。1966年12月的一天，喝得醉醺醺的兰登 希尔在华盛顿的杜邦圆环下了出租车，关车门的时候把自己的大衣夹在了门缝里，那辆出租车疾驰而去，兰登 希尔被拖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