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加里克的计划是，让毕肖普扮演一名美国黑帮大佬，想要购买几幅失窃的绘画装点自己家的墙壁。希尔在这一过程中还是保持着“查理 贝尔曼”的身份，在毕肖普与卡希尔的犯罪帮派之间充当中间人。

毕肖普搭乘飞机赶到了都柏林，与希尔以及他的伙伴们碰了头，他随身带着一沓照片，都是他与美国黑帮“教父”乔 伯纳诺以及其他黑手党大佬的合影。这些照片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拍摄下来的，但它们看起来正是黑社会分子喜欢摆放在桌子上的那种类型。

在毕肖普随身携带的物品当中，还有几张经过他的努力寻回的失窃艺术品的照片，那几幅绘画出自乔治亚 奥科菲①等画家之手。 毕肖普的意思是，诈称这些绘画都已经归他所有。出发之前，希尔和毕肖普最后一次检查了所有的随身物品。两人都认为此事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俩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毕肖普与卡希尔的人接上了头。他把自己带来的照片递了过去。卡希尔的一名手下翻着那些照片。其他人站在一边看着。突然，那名匪徒停了下来，从那沓照片当中抽出了一张信纸，他把那张纸朝着同伴们晃动着。信纸的上端带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标志，下面有一行手写的提示：“汤姆，可别忘记带上这些照片。”

卡希尔的人跳起身来冲出了房间，这些匪徒们在离开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停下来给毕肖普来上几枪，真是侥幸。（如果这次会面是在匪徒们的地盘上，而不是毕肖普下榻的宾馆房间里，那么事情的结局肯定就会不一样了。）

“ 汤姆 毕肖普的露馅儿宣告了查理 贝尔曼的‘死亡’，”几年以后希尔回忆道，“因为倘若汤姆 毕肖普是个联邦密探，那么把他引荐过来的查理 贝尔曼，不管他是从哪儿来的，肯定是一个会坏事的狗娘养的。查理 贝尔曼走到了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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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到了1990年的5月，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逮捕了一名苏格兰匪徒，他是从邓迪来的，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一批海洛因，贩卖回英国。他给这批货物所下的订金是梅特苏的作品《读信的女郎》（Woman Reading a Letter），那正是罗素堡的失窃艺术品之一。随后的几年间，越来越多的失窃绘画开始浮出水面，1992年4月，伦敦的警探在侦破一起毒品案子时碰巧截获了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Madame Baccelli），它当时被藏匿在一辆卡车的车箱里；1993年3月，追踪毒品案的警察起获了荷兰画家安东尼 帕拉梅德斯的一幅作品，它被锁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的一个置物柜里；也是在这个月，英国警方接到线报，对赫特福德郡的一所看似非常普通的房子进行了严密搜查，结果在沙发的后面发现了鲁本斯的《一位僧侣的肖像》（Portrait of a Monk）。（此次找回失窃名画的过程堪称离奇曲折。鲁本斯的这幅作品原本不应该出现在赫特福德，它是被妥善藏匿于伦敦的一所房子里的。但事情就有那么巧，一个很普通的小毛贼溜门撬锁进了这间屋子――他与制造罗素堡窃案的那些黑帮分子没有任何牵连，当时他看到了鲁本斯的画，但是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因为看起来非常顺眼，他就捧着这幅肖像溜走了。）

在所有失窃的作品中，只剩下四幅画下落不明，其中包括戈雅的作品，以及最有价值的作品――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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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查理 希尔一直与负责此案的都柏林探员格里 麦克加里克保持着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希尔曾经去过都柏林，并曾与麦克加里克把酒言欢。那个时候部分失窃名画开始现身伦敦，当然最有价值几幅仍然踪影全无。麦克加里克告诉希尔，自己已经从线人那里得知失窃的绘画都已经离开了爱尔兰，在伦敦起获的这些绘画实际上只是仍旧留在英国境内的那一部分。麦克加里克听到了一些传言，据称其余的画作已经被转移到比利时的某个地方了。

“当时他跟我说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希尔在2002年回忆道，“就像是在说‘跟那些名画吻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