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之所以来欢迎会，既不是为了一睹这位太空人的风采，也不是为了能喝到免费香槟。我是为了桑迪，那个美丽的女团员而来的。我在人群中东张西望，终于发现了坐在大厅另一头的她。我端着酒杯，穿过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喝边聊的人群（和“泰迪熊俱乐部不同，这里举行的是“革命酒会”），不声不响地潜到她身后。我能感到自己腋窝里汗津津的。

“真奇怪，”看到我时，桑迪大吃一惊地说，“刚才怎么没有看见你啊？”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参加列队欢迎。桑迪时不时地谈起那位宇航员――“这小伙儿真棒！”她心驰神往地说。希格蒙德 亚恩的老家在沃克莱，桑迪来自邻近的萨克森地区，对他自然有几份亲近。但是提到电视上对这位太空人的大肆吹捧时，她却毫不留情地评价说：“简直太可笑了。”

我们谈起了前一天在越过柏林墙时被当场击毙的一个难民。东德人通过西德电视台的报道也看到了这一幕。我认为修建柏林墙是必要的措施，否则，西德会利用自身的强势将东德的专业人员统统吸引过去，这将使民主德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但对于那些因偷越柏林墙而丧命的人，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桑迪说：“没必要为那些发牢骚。如果不是柏林墙，我早就死翘翘了。”她说，柏林墙建起不久后，那时还是个孩子的她不小心从桌上摔了下来，结果头骨骨折，被送进了医院。如果不是医生立即给她动了手术，她就没命了。而那是医院的最后两名医生，其他人全都“到那边去了”，因为医生这个半人半神的职业当时在那边可以挣到四倍的收入。就连最后两个的医生也已经整好了行李，提前一周买好了去柏林的火车票；他们的票是1961年8月15号的，而恰恰在出发前的两天，也就是8月13号，东、西德之间的边境被封锁了。

桑迪发着牢骚。她说，东德的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买不到床单被罩了，周末回到家，她只能盖着一条没有被罩的羊毛毯入睡。无论是《新德国》这样的报刊，还是《聚焦》 这类电视节目，都是在大吹大擂、愚弄百姓，只有敢作敢为的人才能改变现状。她现在已经是统一民主党的预备党员，如果她成功地经受了组织的考验，那么一年之后她将转为正式党员。

我感到自己内心的信仰更为坚定。能够代表统一民主党和民主德国未来的，并不是那些顽固不化的老朽们，而是青年大学里的这些具有批判眼光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桑迪，就是他们中间最可爱、最美丽和最敏锐的一个。她就是我梦想中民主德国的化身。

我想，现在得去找其他人寒暄几句了，如果我在她身边逗留过久，一定会给她留下难缠的印象。她对我送上一句：“祝你取得最大战绩！”，也就是我在过境时第一次听到的那声奇特的问候。

几杯“小红帽”香槟下肚之后，我开始从远处观察桑迪。她正在和狗子谈笑风生。至少在我看来，她的眼神有些过于流转，笑容多少有些夸张。不，或许是酒精在我身体里作用的缘故。桑迪这样聪明的女人难道还看不穿狗子的把戏吗，况且她已经是个有家室的人了。让我心烦意乱的是，有次她竟然提到说，自己是为了得到分房的机会才结婚的。东德的住房一贯紧张，都是靠国家统一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