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编辑部主要负责两个栏目：一是“国际大团结”，二是“情感与性爱”。前者意味着需要时不时地去陌生的地方采风，主要是去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解放了的第三世界国家。早在青年大学进修期间，我就听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志们的报告，还为《活力》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述自己在古巴摘甜橙的一段饶有趣味的经历。至于如何做好《情感与性爱》这个专栏，关键是让哑巴也能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基本原则是：各自肩负自己的任务成长。

做专栏的时间已久，我俨然成了“斯大林主义米老鼠”的性爱教皇，而我的同行竞争者――《BRAVO》杂志的索默尔博士大概根本没有察觉到与之抗衡的左派杂志正在茁壮成长。《BRAVO》的性爱专栏着重进行性启蒙教育，多以谈情说爱的小故事来取悦读者，还少不了配有讲解性爱技巧的插图。与此不同的是，《活力》是以社会主义性观念作为性教育指导方针的。不过，斯大林米老鼠在推广这种观念时并没有听上去那样严格。早在1968年，劳工青年团的创立者们就曾参加过呼吁性解放的大游行，高喊“只有僵化腐朽的人才会与同一个人上两次床！”这个口号确实不大符合希施金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里所倡导的精神。在这本书里，连男女婚前牵手的行为都被视为腐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堕落现象，遭到了唾弃和鞭笞。在创办《活力》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两种立场辨证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即使在婚前亦可以享受性趣，但前提是两性关系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爱情基础上，而且恋爱双方必须相互平等。作为劳工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活力》在有一点上相当前卫，可以说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运动中独树一帜，那就是：根据我们对性爱的理解，同性恋也属于可被接纳的范围。

为性爱专栏做采访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青年团员们都很喜欢《活力》这本杂志，每当我在派对上与身边的青年们攀谈时，面对我这个记者他们总是有问必答，乐于吐露心声。相比伴侣间的讨论，人们甚至更倾向与陌生人谈论自己的私人问题。我习惯于让受访对象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经验，而不是以记者身份指指点点。我会从采访素材中挑选出一些例子，它们都十分符合经过修正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我们的杂志更青睐于刊发年轻女孩对两性问题的观点。来自盖沃尔斯贝格的戈比认为，人们应当警惕所谓的旅途恋情，她说：“如果你明确地知道这根本维持不了多久，那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

另一位采访对象贝贝尔曾经和很多男孩有过一夜情，如今她感到很后悔：“如果有人认为我床上功夫很棒，这种赞美已经无法满足我了，性爱只是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对一段关系的真正期望是什么。我希望有一个对我其他方面也有所要求的男人，我希望自己能够因为和他交往而变得更加成熟自信。”

汉堡女孩米克向前男友的现任女朋友透露说，自己实际上还与他保持着性关系，她的做法在读者中间引起了争论。米克说：“我写信告诉她：‘他把我们俩都耍了，这个家伙一脚踩两船，你出去度假不在家时，他就来找我……身为女人咱们俩应该联合起来给他点颜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