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只有一位发言人小心翼翼地批评了苏联的核政策。许多人鼓掌表示赞许，我也是其中之一。发言人吐露的是他的心声，也是我们的心声。

这是一桩前所未有的新鲜事。迄今为止，共产党员已经习惯了仅限于在内部对矛盾展开讨论，而不是在公开的、有新闻记者旁听的会议上。德国共产党的理论是：“我们不能把内部问题拿到公开场合讨论，否则资产阶级媒体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午饭时间，我们排队等着领取盛在塑料盘子里的豌豆汤，这时我遇见了狗子。他颇有几分神秘地说：“偏离路线分子不光是这一个，好多人都跟着鼓掌了。我的革命直觉告诉我：要出事了，有人反党。”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如果他知道我也鼓掌了怎么办？！这话我没有说出来，毕竟我是职业革命家，我怎么会站到敌人那一边去呢？怎么能让人对我的立场有所怀疑呢？

这次会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是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统的鲍里斯 叶利钦，当时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则由政治局委员赫尔曼 阿克森率领。这天晚上，两个人在汉堡的台尔曼纪念馆碰到了一起。

叶利钦似乎对台尔曼的青铜半身塑像没什么兴趣，他一直在和其他苏联同志讨论着什么。与此同时，德国共产党的干部在大声宣扬“泰迪熊”台尔曼的种种英雄事迹。叶利钦此时考虑的是切尔诺贝利，而德共中央领导人阿克森则认为，关于核电站事故的报告是“帝国主义阶级敌人策划的一个阴谋”，对这种批评共产党人应当不予理会，“重新回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

叶利钦和阿克森争执起来。一旁的翻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阿克森开始试着用俄语发表意见，叶利钦的嗓门也越来越高，他用德语大喊“闭嘴”、“狗屎”，同时一把夺过台尔曼纪念馆的访客留言簿，在玻璃陈列柜上猛敲了几下。我感觉，人高马大的叶利钦就要朝矮个子阿克森扑过去了，但他只是用他的大手推了对方一把，然后扬长而去离开了纪念馆，去接受《每日新闻》记者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采访。

共产党人之间如此激烈的矛盾冲突我还从未见过，而且它居然发生在苏共和德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间。要知道，在这之前，两个国家一直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我的耳边不由响起了狗子的那句话：“要出事了。”

在远东，国际局势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多年彼此仇视的兄弟国家，自戈尔巴乔夫上台起又开始了重新对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率先在经济领域内大力倡导改革。自从中学时代开始读“毛选”的那个时候起，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就成了我的梦想之地。共产党人相互之间的龃龉争斗总是让我感到一丝焦虑，我希望东欧与中国重建友好关系，缔造一个更加强大的革命阵营。我的梦想是以《活力》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报道在那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尽管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不现实的，我却从未放弃过努力。我贪婪地阅读每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向德共高层传达我的意愿。身为一名革命干部，将这样的计划付诸实践之前我必须征得党的同意。

几周以后，我在德共波恩市委办公室得到了接待。接待我的不是别人，正是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成员、绰号查理的卡尔-海因茨 施罗德。施罗德与我亲切地交谈了几句，我发现他对我干部人事档案里的履历很是熟悉，包括我在青年大学的成绩，学校评语，我的专长，我“在意识形态方面潜在的错误倾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