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对她的小女儿百般放心，不断交待的，就只一件事――有三种人千万嫁不得：第一是军人，因为生死难卜；第二是客家人，因为重男轻女；第三是结过婚已有孩子的，因为后娘难当。所以当母亲将毕挺毕挺的父亲带回娘家笑吟吟说大局已定那天，外婆伤心得很：我父亲犯足了那三条戒律――他是军人，又是客家人，还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幸好外婆历来深信姻缘皆由天作合。当母亲轮流着将我的哥哥姐姐从乡下带到广州时，我的外婆，就一个接一个十几年如一日高高兴兴照看着孙孙读书。

外婆告诉我，小哥哥走后不久，她有一天忽然觉得生命快到尽头。还在姨妈刚完婚时，外婆就说过她一定要在我母亲身边活完最后一段时日，于是就来重庆了。离开广州之前，外婆拄着棍，独自在这城市走来又走去，把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看个够。她被一辆自行车撞倒，跌断了右腿。住进红房子后，她依然继续养伤，天天给我哼儿歌，讲故事。

外婆的一日三餐，几乎全由父亲照料。红房子的老军官们是从不买菜的，即使到了站轮子的时代，买菜也是家属与孩子的事。外婆来了之后，我发现父亲进了家门常常掏出报纸裹好的一包东西：或是块骨头，或是块肉，有时甚至是半边鸡，然后下厨弄好端去给外婆。有次云娃子神秘兮兮告诉我：“今天看见你爸在学田湾那个自由市场拿出盒“大前门”跟农民换藕!” 我大吃一惊。后来才发现，爸爸就是从那会儿开始戒了烟的。我注意到，他的皮鞋、呢子大衣、丝棉被，甚至那块带日历的英纳格手表，都渐渐变成些我外婆的吃食了。

尽管爸爸极为孝顺，我外婆依然有件事不肯原谅她女婿，而且坚决不肯原谅：因为他有次差点把我打死了……

? 从我经常为四哥送馒头给塔吉雅娜那时起，陈书剑就极少露面，后来干脆没了人影。他一向如同闲云野鹤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所以谁也没把他的失踪放在心上，谁料后来竟死了! 父亲得到消息，携我赶去火葬场。我见这位原本显得仙风道骨的良师益友竟死得面如骷髅肚如山丘，不禁跪下哭得肝肠寸断。他遗下管自制的洞箫，刻着字，是“钟家一个上好的小孩笑纳 书剑”。常常在夜晚，我握了那节紫竹坐在一幢山边石上细细想我陈世伯，想一阵，吹一曲，吹一曲，哭一场；倦了时，回家上床苦巴巴盼在梦里能见他吹箫论史下围棋；却又怎么也做不出梦来，就更伤心，直觉得有一部分我的命，也随他死去了。

有天在两路口缆车站，忽然见个老头儿吹箫乞食。老头儿瘦高如竿青竹，还带着两个皮包骨头的女孩。女孩大约五六岁，长得一模一样。他吹的是《小白菜》，一曲终了又一曲，只是《小白菜》，反反复复幽幽怨怨，听得我发呆。想想，就回家抓几把米跑出门，见了云娃子，他问我为什么眼圈红红，我说见了个吹箫老头，想起陈书剑来，不由心中难过。云娃子也回他家抓把米，跟我跑去缆车站。

老头儿问人讨碗凉水，和两个小女孩一起就着凉水嚼生米。老头儿说是陕西人，原在小镇上摆副桌椅代写书信，家有老妻，有儿子媳妇两个孙女一个孙儿。他儿子是攀悬崖采燕窝的，家中日子原本不错。自从儿子两年前失足摔死，生活就开始艰难。随着饥荒越闹越严重，家中饿得大人病倒小人哭。媳妇一咬牙，将自己换了一担白薯，给公公婆婆磕个头，就背上一岁多的儿子，嫁到秦岭山区一户不能生育的人家去了。老头儿留下白薯给病妻，牵着这对一胞双胎的孙女儿，沿铁路一线直讨饭到重庆。

祖孙三人各有一条干粮袋，讨得食物，尽量省出点儿蓄进袋里准备背回陕西过冬。我翻翻老头儿的干粮袋，见些晒得缩成拇指大小的白薯干，红红绿绿的馒头干――想来不是用土茯苓就是用榆树叶磨了浆和面做的，还有些玉米颗，他又将我和云娃子给的米掺了两把进去，但那条干粮袋依然空荡荡剩出大半截。他两个孙女的袋子，还什么也没有装上哩。

当天晚上，我和云娃子半夜三更溜出家门，翻墙进了师范学校，趟过一排木栅栏下的蓄水池，钻进厨房偷吃的。大蒸笼里剩着半圈冷馒头，我们只敢抓出三个，怕偷多了被人发现，回家藏在书包里，翌日送去给那吹箫的老头。看着两个小姑娘吃馒头，看着吹箫老头将馒头一小坨一小坨掰开晾晒，我和云娃子强忍着不当他们的面咽口水。一转身，两人就豪情万丈唱着《洪湖赤卫队》中“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歌子离开缆车站，自觉成了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江湖英雄。晚上又结伴再去偷。

几天之后，老头千恩万谢道别，说翌日要携同孙女上列货车回陕西。我和云娃子就拿了两个女孩的干粮袋，准备去偷些米给他们上路。

谁知我们刚从水池爬上厨房，就灯光大亮，被早已埋伏好的炊事员抓获。我们俩就被水淋淋押回红房子。

我根本无颜看父亲的脸。师范学校的两位老师还没把话说完，父亲就从门口抓过我重重摔去。跌倒时，我的头碰在饭桌尖角上，立即血流如注。师范学校的老师惊呼着一个挡住我爸一个抱起我。外婆闻讯扶张竹凳用只尖尖小脚踅出小厅问原委。是平生第一次，我有机会在父亲面前为自己申辨，就从那老师臂弯脱出，也不敢去捂头上的伤处，一面任由鲜血顺颔流染了衣领染前襟，一面用广州话结结巴巴对外婆说那吹箫老头的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