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考通知发下来，我落榜了。我的班主任邹友伦老师亲自将通知书送来家里，满面为难对我父母解释，说这种情况实在特殊：我的统考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没有一间中学肯收我，因为，我的操行评语太糟糕了。　　

同一天，某地质勘探队敲锣打鼓往红房子送来一张二尺见方五尺见长的感谢信，高高张贴在八角厅，红纸黑字耀眼得很――原来我两个月前背去工人医院那个小男孩的父母都是勘探队员。当他们接到电报从山野营地赶到重庆时，医生说，如果那小男孩迟二十分钟来到医院，早就死了。地质勘探队的领导事后派人多方查找，终于打听到我的姓名住址。　　

二十七年后，我的母亲在广州去世，我才发现她的箱底一直存放着这张感谢信，才第一次读到那份诚恳的谢意，才明白我的母亲多么珍视我在学生年代获得的绝无仅有的一次表彰。　　

但当它贴上红房子的三楼八角厅引来一院人众惊诧时，我没有半点兴致去瞧。我的童年时代，就在那天倏然一下子结束在一张不录取通知书上。　　

那年我十三岁。　　

本书一九九五年春节完稿、二○○四年七月修订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