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这样的符号――逾越，冒犯，侵入。那样的轻盈速捷，一只脚在栅栏上方那防御性的木头矛刺上画一根抛物线，落地无声，让腿与腿拉成一张满弓。我至今还能看见那个六岁的女孩怎样掀着上唇，在晚餐前的昏暗中，观望庞大黑色剪影的进逼。门外是余下的暮夏白昼，热度和湿度薄薄的。

我妈妈赶了出来，身上系着绣花台布改制的围裙，破朽的部分隐在褶皱里。妈系上这条围裙是翩然的。妈叫着：老贺来了！等着，我给你开栅栏。她明明看见老贺已把第二只脚迈了过来。妈又说：别动，别撞着，等我给你开灯！

灯就亮了。

现在我的家就在贺叔叔眼前。我要是他，会被这个房内的陈设吓一跳。贺叔叔没有，好像见识过更奇怪的。房有两间，摆满祖母的遗物。家具显然阅历过好年头，显然是给大得多的屋去陈设的。式样是每个木头大平面上镶有三块木纹迥然相异的小平面，木纹是唯一噱头，花哨无比。它们放在宽敞亮堂的屋内不显得如此花哨。家具不是如别家那样靠墙壁摆置；一个柜子就放在屋正中，上面放一只酒红花瓶，里面插满纸扇子，也是祖母一生攒的。墙壁空白出来，从天到地挂了画、字、拓片，排得太满，蚊子没落脚之地，就落在字画的白底子上。我爸爸常用巴掌去拍，拍出小小的血泊来，他才明白那不是墙壁。地板是生水泥的，沙砾毛糙的表层，一会儿磨秃我妈一只新扎的拖把。

没有浴室，连水龙头也是公用。有各种便桶。公共厕所里我们问安和闲话，孩子们在那里娱乐，探险，建立王国。没有了自家的浴室和厕所，最后一点底细也无必要保留了。

贺叔叔是个少见的高个，平而宽的肩，一头厚重黑发梳成一个农夫想当然的城里人发式。同那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的衣服在尺码上非常马虎，几亿人仅有三四个尺码，每个人都在不合体的间隙中找到可身，每个人都在分承其他人的形体特征。一条深灰色棉布裤子，发黄的白衬衣，所有口袋都塞着小本或纸片，从外部形成坚硬方正的凸突。他倒背两个手，笑眯眯地看看墙上，又看看天花板和地面以及所有古里古怪的家具，他看向哪里，妈就道歉到哪里。妈说：墙好久没粉刷了；家具早该重新油漆的。

然后贺叔叔看到了我。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偶尔地，你和一个生灵，一只小野猫，或一只狗，也可能一头牛，甚至一只失足坠落到你脚边的松鼠，突然间目光碰在一起？内心的某种锋芒对上了，你和它同时一阵轻微战栗？一阵莫名的恐怖，同时又是莫名的感动？你几乎证实了灵魂和灵魂在此一刻的邂逅；超越类属的彼此关照，在那不期然的邂逅中达到了平等和透彻的懂得？

你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想贺叔叔在他看我的一刹那间，就是这种无可名状的经验。有时在各种质料塑制的圣像前，有那么一次或两次，你发现你的目光被一成不变的抽象眼神突然接纳了，你相信有个对应的磁场，在对方那不朽的无机的形骸中。

谢谢，我没事。好的，我会自己倒。

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坐在角落一个高凳上，趴在更高的一张桌子上写正楷。桌椅的高度使我不能想下来就下来。我爸的祖父就这样让他所有的晚辈把字写体面了。在这凳子上干什么都受罪，除了写字。我悬危地拧过身，屋里充满黄酒似的灯光和这北方人的魁梧阴影。门外窗外，傍晚不白了，在紫起来，灰下去。手提一根不合比例的大羊毫，墨汁蘸得不能再饱，一触即溃溢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