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两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旁，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糟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样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一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他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地，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走开，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止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他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刚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荒，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 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