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掴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挤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报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己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是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绝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我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的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天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买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是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会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得真切，向我反映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