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的一个月，始终没等来彼得。我给自己大限，在一个星期内找到另一个男人，开始新的罗曼史。新的罗曼史是否进行得下去并不重要，它的功效是使我忘掉彼得。不管彼得负心，还是他遭遇不测，对于他的记忆让我好痛。

你还年轻，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尤其对二十岁的年轻女人，缺席的恋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俊气，离那种搭帮过日子的未来越来越远。彼得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无懈可击的美好。

所以你能想象，等我真的再见到他时，觉得他其实并不那么漂亮。当然，犹太大营房那场传染病，也要对他的愁苦模样和紧张神色负责。

我什么都想到了，恰恰没想到这种大宿舍生活常常发生的事：传染病。腥红热打倒了百分之四十的难民，尤其是孩子们。住在虹口的日本居民很多，他们怕传染病蔓延到大宿舍外面，就让日本军医把难民大宿舍封锁起来，划定成隔离区，有宪兵把守，不准人出入。二百多人的大宿舍――原先是仓库，漏风漏雨，却照不进阳光，家家户户只有一张桌布或床单作为墙壁，声息相闻，能隔开的只有最低程度的廉耻――不止流行一两种传染病，有时一个没有亲属的人病死了多天，都没人报告，因为其他人需要他分内的那顿晚餐。幸而天不热，病死的人在发出气味前可以让人们分享若干顿面包和汤，同时也让人们分摊了病毒。

彼得又卷又长的头发由于肮脏打成绺，沉甸甸地耷拉着，有些地方露出结着污痂的头皮。他原先的天蓝衬衫泛出一层茶色，那是汗水一再浸泡、又一再被高烧的体温烘干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严谨地扣着每一颗钮扣。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

彼得见了我就笑笑说：对不起，我不能拥抱你。

他大概涂了半瓶古龙香水，不仅无济于事，那坏气味还更加丰盛了。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一旦我们的身体紧贴，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苦苦等了他六个星期，等不及他去清洗掉污秽和气味，以及致命的病毒，就把嘴唇贴在他嘴上。当然，这也是痴傻恋人的一种表白：你看，我不嫌弃你；你的病毒、死亡我都想要一份儿！我的举动让莫利埃餐厅的客人们隔着门玻璃错愕，随即讥笑。

我顾不上那些。天涯沧落人的感觉特别好。

他这副模样是进不了莫利埃餐厅的。我对他说：叫部黄包车，去我那里。我会打电话给房东太太的。请房东家的娘姨到弄堂口的老虎灶去，给你叫一担开水，兑上冷水就可以洗澡了。我房间里有一个盥洗池，那个水龙头可以接冷水。

我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看他上了一部黄包车，我又想到洗澡远没有那么简单，跑上去，跟他说：不对，你听我从头讲――我床下有一个椭圆的大木盆，冷水必须用一根橡皮管从盥洗池接到盆里，再掺上从老虎灶叫来的开水。洗完第一盆，用那个铁皮桶把脏水盛进去，倒进马桶，再洗第二次。我就是这样洗澡的。房东太太人很好，就是不准房客用她的浴室。

彼得走后，我回去接着弹琴。十点以后，老板的新节目开始了：挪开了前面的几张餐桌，让半醉或全醉的各国鬼子们跳舞。这时我的弹奏更马虎，坐得腰也僵了，人也乏了，不时架起二郎腿，打个哈欠。我满脑子想的是彼得可别让开水烫了，可别傻乎乎地去端整个木澡盆倒水――我忘了一个细节，澡盆里的脏水得用那个瓢，一瓢瓢舀进铁桶。自从我离开父亲的洋房，花了两个月才习惯这种麻烦百出的盥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