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那是我从拘留室出来后他对我说的。

所以你知道，我有那么多人为我失眠为我奔波，我吃了一些苦头还是获释了。

还得回去说我父亲和彼得。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过去上海典型的里弄房就是这样的：朝南的大房间带阳台，归主人住，楼层之间的屋子朝北，叫亭子间，会过日子的主人就把这样潮湿阴暗的亭子间租给房客。我住的亭子间也是这种主、客格局，但没有虹口这边典型。虹口杂居着各种族的侨民，属于国际租界，外国侨民的邻区房租贵，我父亲这位日本女学生不愿把钱都花在七八平米的住宿上，就到中国人的里弄里租房住。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八竖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1940年6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娘姨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少佐点了点头。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是“走着瞧”，还是“不怕就好”？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你对我早先的个性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没错，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那一夜的拘留，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过了死亡和坟墓。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比坟墓怎么样？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就是经过了最坏的。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那大印再不情愿，还是盖在了我这张黄面孔、扁平鼻子、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军官开审了。

挂在衣架上，我回答道。

下面的审讯记录，大致就是这样――

少佐：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

我：谁？

少佐：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

我：你在说什么？哪个学生？

少佐：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皮包挂在衣架上――有四个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