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样，从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个米店，夜里人们让小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过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面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见他还是八月初。他的生日是八月二号。我大概在八月三号或四号（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斯林”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我说。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回去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着父亲。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的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他说，好啊，连我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纸张“刺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摩擦。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报》，“刺啦啦”地一张张翻阅。我敢肯定，他心里“刺啦啦”翻得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