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面的，是一张无关痛痒的温和面孔。这种面孔在上海中产阶级中最普遍。上海各种租界，各执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谁也别惹。于是就在上海滩上进化出这样的面孔来。

全是我的过错。我从诊所跨出，一步一步，腿像两截木桩子，载着我向前走。这可全是我自作自受。

辞了职的彼得会怎么付房钱？他终于让全家走出了没体统没体面的大宿舍，可房钱怎么办？他怎么吃得消上海的物价？他那双总是在讨主张的大黑眼睛现在看着什么？向谁去讨主张？

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人。教室内外都是上海冬天的阴暗，那人似乎咧嘴向我笑了一下，但我无法确定。他的形体是少年的，因此我以为他是某个班的学生。等我走出教室，他不见了。

在往办公室去的楼梯上，他又跟上来。一个念头电击了我一下：坏了，跟踪又续上了。

跟在后面的人轻声叫道：阿玫姐姐！

一回头，竟是世海。我愣住了。世海变了个人，戴了副玳瑁色眼镜，个头也高了。想起他把我抬举成非自觉的抗日勇士，又把我供给日本宪兵，我不知拿什么脸色接待他。

他说：上一趟的事体让你吃苦头，都是日本鬼子挑拨的！他说着，看了看身后身前，觉得还是改用英文比较安全：日本鬼子说你已经把我供出来了。

我想，这事扯下去更没有崇高感。我笑笑，一阵乏味和乏力。

他父亲在上海十六铺有四代的关系，所以让帮会的汉奸送一份大人情，日本宪兵也就顺势下台阶。

我问他怎样找到了假名字假身份下的我，他嘿嘿一笑说找谁也难不倒他，其实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小伙子看来没让日本宪兵打老实。他的同志们在一次基督教会组织的大合唱里见到了我。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我有一帮学生是教会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央求我给他们弹钢琴伴奏。就是那次美侨学校冷餐会上的一位抗日少年在那里看到了我。上海可大可小，自称洋派的上海人圈子，稍微多拐个弯，大家都沾亲带故，不是熟人就是半熟人。

我实在看不出他笑眯眯地冒出来是什么企图。有几个老师从楼上下来。这是下班时分，教师们包裹上围巾大衣，露手指的手套捧着带回家圈改的学生功课，另一只手里拎着半袋米。我领着温世海下到一楼。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这话用英文说挺客套：什么事把你带到这里的？也能给听成：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他说：新年你有空吗？我父亲想请你用个便餐，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看到我脱口就会说“谢谢，不了”，他赶紧补一句：也请了寇恩先生。

我说：你怎么找到他的？我跨上前一步，起死回生似的，脚趾上的冻疮一阵刺疼。

他说他们家和彼得从来没断过联系。他不久前还跟彼得谈到我，提起他的同志在大合唱中见到我。所以我在这个学校代课的事，对谁也不是个秘密。

你看，我很没用的，马上接受了世海的邀请。少年抗日分子出卖我的事实，我马上忽略不计。

去世海家之前，我去了趟理发店。注意：这对我可是大事。理发店是我一生中顶讨厌的地方之一，跟牙医诊所、邮电局、公共厕所并列。我尤其讨厌坐在圆桶烘箱下面翻阅内衣广告、明星艳闻、毛线衣针法。理发店读物在我印象里有独特的行文，那种香波、头油、剃须膏气味扑鼻的文字。然而为了出现在彼得面前能有些光焰，我居然坐在圆桶烘箱下面，翻看起“毛线衣针法”来。介绍毛线衣针法的女人们个个都有个刚从圆桶烘箱里烘焙出来的头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