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合唱团的女孩们抱在一起哭了，天真的她们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她们还唱得不够好。转播结束后，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同事们从体育馆走回饭店，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雨后的马路上到处都是水洼，路灯拖出我们长长的影子。回到房间，我把挂在衣橱里的礼服叠了起来，压进了箱子。那两件礼服，我从此再也没穿过。回国的飞机上我哭了，不是因为输不起，而是因为何老特意走到我身边，说：“杨澜，真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都这个时候了，老人永远想着我们，让我感动。透过舱窗俯视，美丽的蒙特卡洛阳光灿烂，白帆游弋，让中国人的失落如过眼云烟。我心里想：“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怎么回来，我其实并不知道。

申奥的经历促使我做出人生的一个决定：辞去工作，出国留学。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那么少，对国际事务的认识那么幼稚，甚至，自己的英语那么不够用！

我要永远感谢2001年春节前接到的那个电话。我当时刚生了女儿两个多月，正在家里手忙脚乱呢，电话铃响了。是奥组委的赵卫，他自我介绍后就直接问：“我们想聘请你做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并且参加文化计划的陈述小组，你愿意吗？”“当然！”我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感到意外，好像自己早就知道会接这个电话。我只问，需要我什么时候到位？那天晚上，抱着怀里的孩子，我对她轻声说：“宝贝，看来妈妈要提前给你断奶了。对不起！妈妈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没有完成的事。”直到今天，女儿还会很骄傲地说：“妈妈，这么说我也为北京奥运会做过贡献是吗？”当然，宝贝！

也许这样说有点不讨人喜欢，但我时候还是认为，93年申奥失利未见得不是好事。只差两票，挺“冤”的，也不“冤”。就像任何一场体育比赛，有本事就别差那秒。输，就要认。有些事必须水到渠成，瓜即使强扭下来，也是不甜的。中国人当年有点心急，急着出头，急着证明给人看，是可以理解的。这二十几年，如果心不急，也发展不了这么快。但高楼大厦起得容易，改变理念，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民众的文明素质就没那么容易。失利让人清醒，让人长进，就像发豆芽时要在上面压个碟---有压力了，豆芽长得壮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全体眼巴巴地盼着运动员那一块金牌，为国争光，因为那时咱们觉得处处不如人，需要金牌长志气。结果，运动员们不堪重负，奥运金牌也有点变味。朱建华在汉城一失利，上海家里的玻璃就被砸了；李宁从鞍马上摔下来，下飞机时就要老老实实走在最后一个。吓得走在第一位的高敏脊梁发冷，得到的鲜花越多，越怕承担不了日后的失败，不惜装病也要闹着退役。这让她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经历了炼狱般的精神考验。那时的中国人，输不起啊。

2001年的北京与1993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是不是只有奥运会一种机会来让世界认识我们？当然不是，人有了底气，眼光就会放远些，心胸就会宽阔些。就象你在家里请朋友吃饭，人家问你为什麽，你是说："因为想秀一秀家里的新装修，你看，家俱都是镶了金边的！"还是说："因为想让大家好好高兴高兴！"？有了这种心态的成熟，目标也就更单纯些，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要把它们当作是一个民族成长的必然经历的烦恼。

2007年7月13日，当我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面前，准备就北京申奥的文化计划进行陈述时，我一点都不紧张，甚至不去想最后的结果。邓亚萍事先对我说：“想赢就不紧张，怕输才紧张。”而我的心得是：“把自己忘掉，紧张从何而来呢？”那一刻，我就是一名信使，把信传达到是我的使命。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那些凝聚的多少人心血的精简了再精简，推敲了再推敲的字字句句，都要打到听众的心里去。那天现场的光线从观众席后射向讲台，我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但我又似乎能看见他们。该笑的地方，他们笑了，该惊喜的地方，他们在深呼吸。结尾处我说：“七百年前，当马克波罗即将去世时，人们再一次问他：‘你所说的那些关于东方中国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马克回答说：‘我告诉你们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来北京吧，用你们自己的眼发现中国。”这些话打动了他们，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