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作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四十三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连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连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他的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的睑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幢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

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西影厂食堂里，莫伸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那位朋友却坚执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辞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痛心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

据说路遥和邹志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强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