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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名吃“大福来锅巴菜”，创始人姓张，是宋代梁山好汉菜园子张青的第十三代。

传说那年乾隆帝下江南回京途经天津，过张掌柜的煎饼铺，先尝了煎饼卷大葱，后叫上汤。女主人急切中就把煎饼撕碎，放上盐、香油、香菜，用沸水一冲送上。乾隆边喝边吃，感觉煎饼一泡味道更佳，就问女主人名字，回说郭八。乾隆一听，笑说：“锅巴可不能叫汤，应再加上一个‘菜’字才好。”又过了几天，张掌柜刚开门纳客，一位御前护卫就闯了进来，大声嚷道：“你的大福来了！”说着，放下皇上赏的二百两银子。“大福来锅巴菜”就此成名。

天津的锅巴菜既是食、又是汤、还是菜，成为天津独有的特色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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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另一道名品是桂发祥麻花，也即十八街麻花，其特点是香甜酥脆，久放不绵，其制作特点是选材精细，勤换油，油温准确，严格控制油炸时间，才能做出上佳的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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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饽饽熬鱼”也是天津的一道家常菜，一大碟炖好的红褐色小鲫鱼，一盘上面金黄色、下面带糊嘎的扁鸭蛋型的“贴饽饽”，配在一起就行了，这原是旧时渔家的一种吃法。渔家吃住船上，一网鱼宰后入锅，加上些盐，鱼的四周再贴上几只用玉米面做的大饽饽，一把柴火，就都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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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东西叫“正一品红焖猪头”，据林希介绍，这个老天津的名菜之所以金贵，是因为它的烹调过程极其复杂，要用七种调料（糖、酱油、豆豉、大茴香、小茴香、黑胡椒、白胡椒）、七种辅料（葱、姜、蒜、桂皮、香叶、菊花、荷叶）、七种药材（枸杞、丹参、豆蔻、砂仁、乌鸡、白芍、灵芝），要经七道程序（烧、煮、蒸、腌、薰、炖、焖），过七道火，耗时七天，总之，你不是说猪头肉上不得台面吗？就给你来个复杂的、折腾的，好歹是让你吃惊的。这样，你就知道什么叫会来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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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办事要讲个板眼。什么意思？借的是戏曲中的名词，古话说：“盖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奏，故谓之板眼。”慢慢地，这东西就“文化”和“习俗”化成了天津人的行为规范―――固有的，或公认的，那可不能随便乱改了，而你要失了这东西，就没了原则，就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了。认真也就是这么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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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的“义气”是让人哭笑不得的那种东西。改编一则老天津林希的另一个故事：

“谁谁谁摘了咱的眼罩了。”（意为受了什么人的气了）

“好说，老大。说个地点，时间，把那人找来，不把这口气挣回来，算咱哥们儿不‘够板’。”

接下来，答应帮忙的果真就去了，把对方打了一顿，也打胜了，可是打过之后，你要问他打的是谁，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呢？那可是清楚的，别人不是求上门了吗？求上门来，当然就该着出手去讨个回公道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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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人没工作的人很多。无事可干，就到处“瞎惹惹”―――有事坏你事，没事生出事―――无事生非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最初还以为天津真是个教化人的好地方，别人不工作，还修一个专门的地方来“劝业”，后来方知“劝业”是另外的意思，是劝勉国人立足实业，报效国家的一种“抗日宣传”。但，我以为我这望文生义并非就全错了，因为这地方不做正事的人实在太多了。当然，这跟工作机会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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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个城市凭嘴巴吃饭的人太多，所以是非特别多。为什么要有个是非呢？答曰：没有是非，“正反”两方面都过不踏实，没有是非，就不是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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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劝业场还有一种叫“跑合”的职业，你卖一只鸡，能卖５元，他拿过去，卖１０元，给你６元，钱就这样被嘴皮子挣到了。

在天津纯粹靠嘴皮子混饭的方式很多，几人联手设局是最常见的，几乎从不知哪辈子就开始了，至今还在每天骗着各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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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卖鸟吧！一个人问卖鸟的，嘛价儿？答说：八百。又问：你这可骗不了我，六百！当然不卖，可问鸟的偏就看上了这只鸟，一定要买，边说着就开始找这鸟儿的毛病，一说一大堆，主人就有点不高兴了，反驳着买主。买卖嘛，有人掏钱了就开始热闹起来，很快就围成了一圈人，可卖鸟的还不买，人群中就有人问了：到底要多少才卖？卖鸟人不答，买鸟的就更起劲地挑着毛病，卖鸟人于是就真的火气上来了，想跟买鸟的打架，众人就劝他息息气儿，卖鸟儿的再加一把劲，借着火气到达顶点的当口，顺驴下坡地提起鸟笼子向着围观者大声宣布：三百，谁买了，三百，马上提走。于是，一位似乎是想给主人顺气儿的人立刻就掏了三百出来。

开场戏就这样表演成功了。每只大概值３元的鸟儿一下子就卖出去了好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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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的眼力跟北京人的有一比，可北京那是由于等级文化形成的，天津却是长期的码头生活熏陶出来的。比如，旧时到饭馆里来闹事的人多，一会儿要吃个人参果或是红闷熊猫头，就是成了心找岔；或者，因为这地儿是青洪两帮把持太久，互相不待见的，饭馆、戏院、澡堂子，难免不碰个头的，一碰头，一出手，保管就没个好收场。因此上，这些地方都要专门请一个眼力好的把着门子，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怎么进行的呢？看来客身份喊话，提醒跑堂该把客人往哪里安排，这些人的身份标识，利害关系，那可是烂熟于心的，据说，一个好的门子跟旧上海专门雇来陪客的人也差不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