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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必须要学会叫好，当然是从京剧开始，然后是各种演出，也包括西方歌剧和交响乐，我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也是这么叫出来的。生在北京，不会叫好，那不是北京人，什么时候都叫好，那还不是北京人。

所以这其实很难掌握，至少你要与民同乐，要会听，这就是一个槛。当然，也有就不叫好的，那是使畔子，是恶作剧，只是，老成正经的北京人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串通好的不正经机会，那就比的是脑花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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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久了，又发觉有些叫好纯粹是冲着嗓门去的。有一现成的例子：清朝伶人王虎辰本也有些名，一次登台唱戏，唱了好半天，台下还不鼓掌叫好，王虎辰气极了，当即在歌词中加了一句：再不叫好，操你些祖宗！一时运腔使气，高遏行云。台下果然全体起立，叫好声不绝，长时间鼓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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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当年不让在中国放映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我以为只有一个地方江青有她的道理，那就是这样一个镜头：当一个现代京剧的叫板陡起时，一头猪猛地支楞起它的耳朵―――那叫板不是有两个高音么？被拍到的那头猪就用两只耳朵的先后陡然晃动对这两个音一一做了回应―――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准确的对位表达了，京剧深入人心的现代样板，一头迷恋京剧的猪。我以为江青肯定是看懂这个细节了，所以要下令不准在中国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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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部跟京剧有关的电影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就是里边常常有一个傻子，张着肥硕的流涎的嘴唇，跟着唱戏的人，形影不离，最能表现他欣赏水平的是，他的脖子偶尔能随着鼓左右晃动一下，我以为这也极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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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讲等级，从服装、用具、房屋起就有严格的规定，而且一讲就多少年，“正确”到骨子里了。

封建等级制大概正是借用服装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的束缚，麻衣褐布，只配永做受苦人，至清一代，入关的满族分为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旗，更是以服御为别。凡带颜色儿的满人都可不事劳作，提笼架鸟，坐等俸禄，成为趴在劳苦大众身上的寄生虫，这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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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等级传统，那就是题字，讲好了的要全国人民都说普通话，使用规范汉字，可就是有一些大佬不听话，到处题字，一题就必繁体与简化字并用，更有甚者，是造一些多一点多一撇的什么字，明明错了，也不准改，生生地又跟古老的文字狱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彰显和鼓励着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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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瞧你这德行！时常听北京人这么教训外地人，似乎外地人都无德，而无德显然又是跟无能连在一起的。

德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让“女子无才”，重要到公主、太监，名字里全都是德这样、德那样。这个字当然也很象形，如果是女人，像是坐在轿子里的，如果要往水缸里装，只能砍手剁脚；对于太监来说，不但看不出那里少了两点，反而还太过臃肿，所以，只能躬腰爬背，奴颜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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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２０几年前，你如果跟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聊天，他一定还会这样说：哎呀，我个人算个啥？不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嘛？晚抱几年孙子也是值得的。

北京人的政治觉悟从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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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概在政治里浸淫得太久了，抽不出身，转不过脑袋，你看看指挥交通的“协管员”，穿戴整齐，一招一式，走的都是英武的路子，配着口中的“指挥”口令，活脱脱一个不愿长大的红卫兵，而只有这等革命激情，才是支撑他们高人一等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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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激情在公交售票员的报站中也有部分遗留，当然，你不用给我纠缠说有些报站的纯粹就是老油子式的应付，因为根本听不清他口里呜里哇啦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像化石一样的另一部分售票员，报站时还采用的是“很有激情地朗读课文”，而且不仅是朗读，简直就是戏剧的说唱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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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一层又一层，方方正正，街道整齐如棋盘，一条自南向北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现已不存在），经正阳门、大清门（现已不存在）、天安门、端门、午门、前三殿、后三殿、神武门、景山万春亭、地安门（现已不存在）、鼓楼、北到钟楼为止。城内所有主要建筑都沿此可中轴线东、西对称排列，深刻地体现了皇权至上和大一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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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建于明永乐年十五年，高３３．７米，横九进五，以示“九五”帝王尊。凡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大典都在此“颁诏”。天安门堞口正中设有宣诏台，用木雕的金凤衔诏书由滑车系下，由礼部官员托着“云朵”盘承接，放入“龙亭”，抬至礼部，用黄纸誊写后，分送各地，称“金凤颁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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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城门和城垣，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以紫禁城为核心，外围皇城、内城、外城，由四道城池围护。

外城由东向西依次为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内城由正阳门（前门）开始，向西依次为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