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三年前，张粲在第一年高考时报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因为才十六七正值青春期的她，在考试时老发无名烧，结果平时成绩很好的她没有考出好成绩，后来被当作“服从分配”分到了东北某学院。上北大是张粲的惟一选择，北大也是她从小向往的学府圣地，加上张粲家里确有困难，她是部队干部子女，哥哥姐姐都上外地当兵去了，家中祖母年迈，母亲两眼视力又不好，老父亲和整个家需要有人在身边，故部队出面请求东北某学院按休学为张粲办了退学手续。第二年张粲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她向往的北京大学。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一年考上并被学校录取的学生就不能在第二年参加高考，也许因为张粲太出名了，有人将她的事告到了北大，校方便在并没有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张粲学籍的决定。

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打击？一个前程无量的北大优秀才女，却在一夜之间成了轰动全校的“被开除生”！

尽管张粲和她家人及部队方面无数次向校方提出申辩，尽管北大全校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了“张粲声援团”为她力争挽留，尽管北大博士班的二十多名博士生主动联合起来集体为张粲向校方提交恳请书，班主任、系领导等一些人，仍铁面无情地一次又一次逼张粲退学离校，搬出校门。

“你们就不能让我留在这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学习、上课还不成吗？”张粲哭着恳求，甚至就差没有跪在那些人面前。

“不行就是不行！”依然是冷面。

张粲眼泪干了，嗓子也沙了，她像散了架似的被好心的同学们架着去“散步”……“那样的场景，只有在八宝山才有呀！”现在的张粲说。

“那时我确实想死的心都有。但我还是挺了过来，一是我太恋北大了，二是同学和一些老师对我太好了。我本来就在学校比较出名，这件事出来后，没有哪个同学对我另眼看待，大家似乎比以前对我更好了，更包容了。正是这两点，我挺了过来。我发誓要在北大读完四年课程。那些日子里，我一边坚持留在学校上课，一边不停地写上诉材料，一有空就跑教委、跑新闻单位、跑各种有用和无用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力图恢复我的学籍。”张粲回忆道，“也许正是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到什么地方都不发怵的本事。我那时小姑娘一个，是学校的博士生们教我的，他们说你就得学会进门就跟人家说话，并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你的故事讲给人家听。有一次到水利部，因为听说那里面有人跟当时兼任教委主任的李鹏认识，但人家有把门的，我没有证件进不去呀！于是同学们就教我，说你只管大摇大摆地往里走，有人问你找谁，你就看都不用看他一眼，对他说‘我找我爸’，你准能平安无事地进去。后来我还真就这样混进了水利部大院……”

我俩都笑了。

张粲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有的老师明知我委屈，却就是不让我进教室上课，你怎么求他也没用。班上组织集体活动，这是我最想参加的，可班主任死活不让我同去，现在想起来我还深深感到心痛……还有人向我中学的班主任发难，给她处分，并在现场大会上点名，要她检查。可我老师说：‘我没错，我相信张粲是个好学生，不信咱们十年后再看。’别人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我，使我坚强了许多。我一直感谢这样的老师和北大的同学们。因为即使按照上面的精神，像我这种情况也不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1984年下半年，教委就已经作出了废除原来规定的在对考生进行‘服从分配’时不与本人和家庭见面的做法，作出对非志愿分配考生必须与学生本人和家长见面的新规定。所以我坚持认为学校对我的处理不公平。我第一次报的也是北大，但因为身体原因没考好，人家不征求我本人和家长意见硬把我分到东北一个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专业上大学。我从小爱小动物一类的东西，后来看爸爸能把一枝杜鹃嫁接得开出好多鲜艳的花儿，就想当位生物学家。第一年高考时我报的就是北大生物系。后来由于报考受了挫折，一气之下，我在第二年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却没有想到我后来的大学梦出了这样更大的意外。我被学校作出开除决定是在1985年3月8日，从这年的‘三八’妇女节起，我在北大便成了一个‘黑人’。但不管他们怎样想把我赶出大学门，我就是不走，直到与班级同学一起读完四年本科全部课程，而且还一门门参加了考试……”

1986年7月，张粲以非凡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她没有拿到文凭，仅得到一纸证明，证明她坚持学习，成绩合格，及各方面表现不错，不包分配等。

张粲的情况在北大是惟一的一个，像她这样后来被许多老师和同学敬佩的“不读完大学誓不休”的才女在建校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原因，使张粲这样才华出众的女大学生经历了并不公平的曲折磨难，然而她从来就没有倒下过。靠自己的优异成绩和在北大人人公认的才能与表现，她顽强地走过了青春最好年华。在同学们欢天喜地的毕业典礼上，没有张粲的身影，那时她已经到市团委、团中央和团校去打工了――她在这些地方干的是骨干工作，却只能拿一天一块多一点的临时工工资，因为她是没有拿到大学文凭的大学生。

大学始终是张粲一个衡量自身价值取向的坐标，因此她即使在经受别的女孩子可能永无能力承受的困难的岁月里，也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后来她力争通过考回北大研究生的方式来弥补她曾经有过的一段大学裂痕，可是客观因素阻碍了她。在此情况下，张粲仍然没有放弃初衷，一如既往。她从打水扫地开始，从倒卖电脑做苦力生意入手，一步步在自己设计好的大道上迈步走着，直到离开北大十一年后，她又以出色的成绩考进了北大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班，而此时的她已经成为资产过亿的著名民营企业家和团中央表彰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之一了……

“读书永远是我的生活，大学是我毕生的内容。”张粲在与我道别时说的话，道出了多数中国人对大学的那份抹不去的情结。

郭小林，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现在《中国作家》杂志工作。他是我的同事，比我大十岁，但他的副编审职称却晚了我八年才拿到。1999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职称“高评委”又开展工作，身为杂志社负责人之一的我和另外几名领导同志极力把郭小林报了上去。几天后五十三岁的郭小林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在我祝贺他的时候，这位老大哥没有一点欣慰之色，他说：如果当时我不放弃考大学的话，不仅“高级职称”的事早已解决，而且也许会是位著名的“知青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