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恩知道后，仍然提出由他借我钱，可这次我拒绝了，一是我已经欠他一大笔债了，二是我更知道当债和情扯在一起时，还债人会有更大的心理负担。这样我只好暂时放弃学业，开始了打工的生涯。我知道我只有半年时间，过了半年之后我必须回到儿子身边，这是我对儿子许下的承诺。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半年之中挣回一年的钱才能实现我对儿子许下的诺。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不堪回首，我也没有想到，为了实现对儿子的这个诺，我竟然会在国外吃那么多苦……”

凯丽忍不住掏出手绢，擦着脸颊上的泪痕。

我的心跟着她一起感到沉重。

“没有出过国的人都以为外国的钱是那么好挣，其实越富有的国度里，钱越难挣。那半年里，为了尽可能地多挣几个钱，回国好陪儿子参加高考，我几乎干遍了所有能干的打工活。我的英语还不过关，于是只能干给人家当家庭钟点工或者市政清洁工等别人不愿干的活，再就是干只有男人们才干的苦累脏活。加拿大很多工种是非常讲究男女之别的。不瞒你说，我有几次是女扮男装混进队伍去抢到活的。现在我听说国内有些下岗工人不愿当清洁工，我真有些想不通，在国外能有个就业的机会就是天大的好事哪，还有讲究什么工种让你捡捡挑挑一说？没有，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像我们这样既非投资移民、手中又无半张派司，业主用你，人家还得担着风险哩！

你问我记忆中哪一次找工印象最深？要说印象深的太多太多了。就跟你说一件吧，那大约是前年11月底的事。当时我在给一个身边没有子女的孤老妇人做钟点工，每天我是在下午4点到她家完成两个小时的家务活，不知怎么的，那天去后主人的门却紧锁着。按照通常的约定我等半个小时如果还不见主人回来我就可以走了。但那天不知有什么预感，我想是不是老太太出什么事了？于是便在雪地里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那加拿大的居民住宅都是一家一户的别墅式的，我不可能到附近的居民家去等候，那加拿大的雪天要多冷就有多冷。不知是饿还是冷，我渐渐感觉自己的两条腿麻木，后来就根本没有了一点知觉，我知道自己可能快要顶不住了，想赶紧离开那儿，两腿却完全不听使唤，我想喊，嗓子又出不了一点点声音，突然我的眼前一黑，扑通就栽倒在雪地里……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五点多钟，我发现自己在一家教会医院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路过的一名警察救了我。而我打工的那家女主人那天没有回家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她的伤势并不算重，却差点让我为她送了命。当那老太太托人将我的二百加元的工钱送到我手中时，我忍不住嚎啕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命太苦，我哭为了能供儿子考大学挣的这几乎是用命换来的钱。

半年后，我们中国的春节一过，我带着一秋一冬八个多月挣得的8000多块加元回到了北京。这是我向儿子作的许诺。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天天陪着儿子，早上为他做好饭，再送他到复读班补课，晚上又陪着看他做题，偶尔也教他一些英文，毕竟我在加拿大呆了一两年时间，英文特别是口语能帮助他一些。就这样，我们母子俩天天如此，从2月份一直到7月初参加高考的一百三十来天时间里，起早贪黑，连电视都没看过一回，除了菜市场和书店，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也许是老天有眼，也许是我们母子俩的合力，我和儿子的大学梦终于得以实现。这年他的高考成绩高出北京‘一本’录取分数六十多分，考入了儿子自己报的第一志愿理工大学……”

凯丽讲述的经历仿佛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情节。

“儿子被录取的消息我是在临上飞机时知道的。当飞机冲上云霄，在北京上空盘旋时，我俯瞰着这片我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丽土地时，眼泪忍不住哗哗流淌。当时我想如果不是我走上背井离乡、远离国土这一步，我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能够更顺利地考上大学。唉，中国的父母也许是世界上对子女上大学最关心、付出最多的父母了。有道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中国的亿万父母心中，没有再比子女们上大学更令他们操心、担忧的了。你说是不是，大作家？”凯丽一边抹着泪，一边感慨万千地问我。

记得当时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但关于中国家庭对于子女高考所留下的沉重话题，从此却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间。那一刻我就想，有一天我会将笔对准中国高考这一影响着亿万家庭的大事的。

在温哥华与凯丽告别的时候，我听到了有关她本人的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她说她将在蒙特利尔大学与儿子在同一时间走出大学校门。

我遥祝凯丽和她儿子好运，也借此向为儿女教育付出万分艰辛的天下父母祝好运，愿他们为儿女编织的大学梦都能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