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

她翻开笔记本的内页。“没有日记，没有地图，没有关于绑架的记录……里面只有一些昆虫素描……都是他收集到的种类。”

“有女人或少女图画吗？性虐待？”

“没有。”

“先带回来再说。其他的书呢？”

“大概有一百本，有课本、关于动物和昆虫的书……等等……这里还有……一本田纳斯康纳高中的毕业纪念册，是六年前的。”

莱姆向房间里的人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又回到对讲机上。“吉姆说莉迪娅二十三岁，她高中毕业已经八年了。你还是检查一下女生页，看看有没有玛丽?贝斯?麦康奈尔。”

萨克斯翻到字母M那页。

“有了，玛丽?贝斯的相片被人用利刃割下。看来他相当符合典型跟踪者的特质。”

“我对特质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有证物。其他的书呢？在他书架上的书，他最常看哪些？”

“我怎么知……”

“看书上的灰尘，”他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从最靠近床边的开始找，带四五本他最常看的书回来。”

她挑了四本他最常翻阅的书：《昆虫学家手册》、《北卡罗来纳昆虫指南》、《北美水生昆虫》和《微小的世界》。

“我拿到了，莱姆。这些书上有很多标注记录，其中一些还标有星号。”

“很好，都带回来。但房间里一定还有更具体的东西。”

“找不到了。”

“继续找，萨克斯。他才十六岁，你应该记得我们以前查过的青少年案件。青少年的房间是他们整个世界的中心，你要想象自己是十六岁的孩子。如果是你，会把东西藏在哪儿？”

她看向床垫底下，里里外外翻找书桌抽屉、衣柜，又掀起污秽的枕头。接着，她打开手电筒照向床和墙壁之间的空隙。她说：“找到一些东西，莱姆……”

“什么？”

她发现许多纸巾，一瓶凡士林护肤乳液。她检查其中一团面纸，发现上面有酷似干涸精液的痕迹。

“十几个纸巾团，看来他使用右手的频率很高。”

“他十六岁了，”莱姆说，“如果不高的话倒是稀罕了。这是重要线索，我们可能需要用到他的DNA。”

萨克斯在床下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一个廉价相框，边框上有他手绘的蚂蚁、黄蜂和甲虫等昆虫草图。相框中央正是那张被割下的玛丽?贝斯相片。床下还有一本相册，里面有十几张玛丽?贝斯的其他相片，都是偷拍的，大部分是她在校园里或走在小镇街上时被拍下的。还有两张她穿着比基尼泳装在湖边游泳的照片，两张都弯下身子，焦点对准在乳沟上。她把这个发现告诉莱姆。

“她是他幻想的女孩，”莱姆喃喃说，“继续找。”

“我想这里应该够了，该去主要案发现场了。”

“再有一两分钟，萨克斯。记住，这是你的主意，是你要当好撒马利亚人21的，不是我的主意。”

她被这句话气得发抖。“你想怎样？”她激动地说，“你要我采集指纹吗？还是拿真空吸尘器去收集毛发？”

“当然不，我们又不是为检察官找足以呈上法庭的证物；你很清楚，我们需要的是能给我们提供想法的线索，能告诉我们他把那两个女孩带到哪儿去了的线索。他不会把她们带回家，肯定另有一个为她们而设的地方。他先前一定去过那里，事先做好了准备。他虽然年纪小，行为古怪，但计划却相当缜密。即使那女孩死了，我敢打赌他也已经为她们选了上好的、舒适的坟墓。”

虽然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很久，萨克斯仍无法适应莱姆的麻木不仁。她知道这是刑事鉴定家的一项特质，在恐怖的案发现场必须具备的冷酷，但对她而言实在很难做到。她知道优秀的犯罪现场鉴定人员的情感必须像灯座开关一样收放自如，也知道自己心中同样潜在着冷淡的特质，但她仍免不了抗拒。她时常因此感到恐惧，害怕这种疏离会让她的心变得永远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