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隐藏了什么秘密吗？”

“哦，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知道多少秘密。”他说。

“我也一样，”我说，“我们何必在这儿兜圈子呢？”

他露出一丝恼怒的神情，也可能是其他什么情感。他不是个容易被看穿的人。“你知道我对你们这类人的看法。”

“瞧，就我来说，我和你干的是同一行，”我说，“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不知道你对其他私人侦探有什么意见，但我一直没有碍过你的事；而且我对你的工作只有尊重，别无其他。我不明白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好好合作呢？”

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之后紧绷的嘴角泄气地松弛下来。“你要是学会调情的话，会从我这里套出更多东西来的。”他勉强地说。

“不，我才不上当呢。你认为女人都是讨厌鬼。如果我跟你调情，你只会拍拍我的脑袋，然后让我滚蛋。”

这次他并没有上钩。但他真的伸手拿起了电话，拨通了鉴定和档案室。

“我是多兰，你让埃默拉尔德把劳伦斯 法伊夫的档案给我送过来。”他说完便挂断电话，又靠回到椅子上，用一种猜度和嫌恶的神情看着我。

“你调查这个案子时，最好不要让我听到任何投诉。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证人或是其他什么人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管他是我的手下还是其他人的手下，那你可就惨了，你明白了吧？”

我谦恭地将三个手指举到脑门边上。“以童子军的荣誉保证。”

“你还当过童子军？”

“哦，我以前当过将近一周的童子军，”我愉快地说，“后来为了庆祝母亲节，要我们在一块手帕上画一支玫瑰。我觉得很无聊，就退出了。”

他没有笑。“你可以用一下贝克尔中尉的办公室，”档案送来后他说，“别惹麻烦。”

我走进贝克尔的办公室。

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把这堆文件资料理出个头绪，渐渐明白为什么康 多兰不愿让我查看这些资料。因为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一连串来自西洛杉矶警察局的电报，内容都是关于另一起谋杀案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弄错了，以为是另一起案件的公文被疏忽大意地错装进了这个档案袋中。但详细案情跃然纸上，其间的含意令我心跳加快。一位名叫丽比 格拉斯的会计师――二十四岁的白人女性――在劳伦斯 法伊夫死后四天，也同样因摄入夹竹桃粉末而丧命。她曾经是“海克拉夫特与麦克尼斯”公司的雇员；而这家商务管理公司曾代理过劳伦斯 法伊夫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真是见鬼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翻阅着探员们的报告副本，头脑中努力将警局那些简洁的备忘录情节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并用铅笔记下圣特雷萨与西洛杉矶警察局之间互通电话的总数。其中一份备忘录中说：在劳伦斯 法伊夫办公桌抽屉的钥匙环上，发现了丽比的房门钥匙。警方和她的父母做了长谈，但并未了解到更多情况。还找到她傲慢无礼、言语夸张的前男友莱尔 阿伯内西，做了一次问讯。他似乎确信她和“圣特雷萨某位不知名的律师”有了私情。但除此之外，没人能够进一步证实任何情况。当然，其中微妙的联系隐隐地暗示：或许正是它让尼基 法伊夫妒火中烧，将丈夫与他寻花问柳的对象一并毁灭。遗憾的是，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我在笔记中匆匆记下了最后留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事隔多年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用处。随后，我将椅子推回原处，朝门口走去。康正在与贝克尔中尉交谈，但他肯定是觉察到了我的想法，因为他借故中断了谈话。我并没有漏掉疑点，这明显让他觉得很满意。我靠在门框边等他悠然自得地缓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