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出现了一个奇迹。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在《犯罪现场》一书出版后，有不少记者来采访他。其中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引用了作者莱姆亲口所说的一段话：

“不，我没有写下一部书的打算。事实上，我的下一个大计划是杀死自己。这是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一直在找人来帮我这个忙。”

这番刺耳的话引起了纽约市警察局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和他几个老朋友的注意。尤其是布莱恩。（她说他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到死，他必须停止这种只考虑自己的念头――就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样――还有，既然她已经来了，她想就应该告诉他自己正准备再婚。）

那段话也引起了威廉 伯格的注意。一天晚上，他主动从西雅图打电话给莱姆。经过一阵愉快的交谈后，伯格说他读过那篇关于莱姆的文章。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问：“你听说过‘忘川协会’吗？”

莱姆听说过。这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在追踪的支持安乐死团体，一个比“安全通道”或“毒芹协会”更积极的组织。“我们的志愿者是从全国数十个希望接受自杀帮助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伯格解释说，“我们必须谨慎从事。”

伯格说他会持续跟踪莱姆的情况。在此后的七八个月里他们通过电话交谈过好几次，但伯格一直没有行动。今天是他们首次见面。

“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过去吗？只凭自己的力量。”

过去……

“像基恩 哈罗斯那种方法？没有。而且我觉得那种做法也不大牢靠。”

哈罗斯是一个住在波士顿的年轻人，因为全身瘫痪而决定自杀。在找不到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他最终用自己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结束了性命。凭借他仅存的一点活动能力，他在公寓里放了把火。火烧起来之后，驾着轮椅冲进火海。他死于三度烧伤。

这件案子经常被支持安乐死的人提起，作为反安乐死法造成的悲剧案例。

伯格很熟悉这个案例。他充满同情地摇摇头。“不，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死去。”他评估莱姆的身体状况，看着那些电线和控制板。“你的这些机器都有什么功能？”

莱姆向他一一解释这些电子控制设备――用无名指操纵的“埃弗斯和詹宁斯”控制器，用嘴控制的吹吸式控制管，用下巴控制的摇杆，还有可以把他对机器说的话转成文字显示在屏幕上的电脑读写机。

“但是这些东西都得需要由别人设定？”伯格问，“比如说，必须得有人去枪械店买来一把枪，把它装好，打开扳机，然后连接到你的控制器上？”

“是的。”

这会让协助自杀的人产生同谋犯罪的罪恶感，就像自己亲手杀人一样。

“你的装备呢？”莱姆问，“它们管用吗？”

“装备？”

“你用什么东西？嗯，做那件事？”

“哦，它们非常管用。我从没有听一个病人抱怨过。”

莱姆眨眨眼睛。伯格笑了，莱姆也跟着笑了起来。如果你不能嘲笑死亡，那你还能嘲笑什么？

“给你看看。”

“你随身带着？”希望顿时在莱姆心中绽放。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温暖的感觉。

医生打开手提箱，取出一瓶白兰地、一小瓶药丸、一个塑料袋和一根橡皮筋。莱姆在一旁看着，觉得他的动作相当讲究。

“那是什么药？”

“速可眠。已经没有人再开这种药了。以前自杀要容易得多。用这种小东西一了百了，没有问题。现在，想用新出品的镇静剂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像酣乐欣、利眠宁、当眠多、先安诺……你可能会睡上好长一段时间，可最终还是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