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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济南高中·教员和职员

病榻杂记 作者:季羡林


有一个颇怪的现象,先提出来说一说。在时间顺序中,济南高中是在最后,也就是说,离现在最近,应该回忆得最清晰。可是,事实上,至少对教职员的回忆,却最模糊。其中道理,我至今不解。

高中初创办时,校长姓彭,是南方人,美国留学生,名字忘记了。不久就调山东省教育厅任科长。在现在的衙门里,科长是一个小萝卜头。但在当时的教育厅中却是一个大官,因为没有处长,科长直通厅长。接任的是张默生,山东人,大学国文系毕业,曾写过一本书《王大牛传》,传主是原第一师范校长王世栋(祝晨),上面已经提到过。“王大牛”是一个绰号,表示他的形象,又表示他的脾气倔强。他自己非常欣赏,所以采用作书名,不表示轻蔑,而表示尊敬。我不记得,张校长是否也教书。

教务主任是蒋程九先生,山东人,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或化学,记不清楚了。我们是高中文科,没有上过他的课。

有一位李清泉先生,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

我记得最详细最清楚的是教国文的老师。总共有四位,一律是上海滩上的作家。当时流行的想法是,只要是作家,就必然能教国文。因此,我觉得,当时对国文这一学科的目的和作用,是并不清楚的。只要能写出好文章,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北园高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里的教员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学生作文是用文言文。国民党一进城,就仿佛是换了一个世界,文言变为白话文。

我们班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从上海来的作家,年纪很轻,个子不高,但浑身充满了活力。上课时不记得他选过什么课文。他经常是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现代文艺的使命”。所谓现代文艺,也叫普罗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其使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市场上流行着几本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作者叫弗理契,大概是苏联人,原文为俄文,由日译本转译为汉文,佶屈聱牙,难以看懂。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来就没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转译为汉文,当然就驴唇不对马嘴,被人称之为天书了。估计胡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普罗文学的理论,也不出这几本书。我相信,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的。但这并没有减低我们的热情。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是革命,第二个是革命,第三个仍然是革命,这就足够了。胡老师把他的夫人丁玲从上海接到济南暂住。丁玲当时正在走红,红得发紫。中学生大都是追星族。见到了丁玲,我们兴奋得难以形容了。但是,国民党当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于是下令通缉胡也频。胡老师逃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后就给国民党杀害了。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笔名冬芬,北大英文系毕业,译有《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先生作序。他写给鲁迅的一封长信,现保存于《鲁迅全集》中。董老师的教学风格同胡老师完全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不讲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实实地教书。他选用了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作教材,仔细分析讲授。作文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写四个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竟用这四个字为题目写了一篇作文。董老师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高中国文教员,除了董秋芳先生之外,还有几位。一位是董每戡先生,一位是夏莱蒂,都是从上海来的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我并没有读过。董每戡在济南一家报纸上办过一个文学副刊。二十多年以后,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消息,他在广州的某一所大学里当了教授。

除了上述几位教员以外,我一个教员的名字都回忆不起来了。按高中的规模至少应该有几十位教员的。起码教英文的教员应该有四五位的,我们这一班也必然有英文教员,这同我的关系至为密切,因为我在全校学生中英文水平是佼佼者,可是我现在无论怎样向记忆里去挖掘,却是连教我们英文的教员都想不起来了。我觉得,这真是一件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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