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已经搬回家乡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她对我们为何突然之间又回来感到费解，但很快她就坦然接受了。

“你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又有一位这么亲切可爱、聪明贤惠的妻子。虽说……你们只是订了婚，不过就像合法的夫妻一样。总之她是我们这里的人。不是我故意针对外国人或是对他们抱有什么成见，只是当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子碰撞到一起，总会产生紧张的关系以及争吵与反驳。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没人能来改变这种局面。”

母亲总会在她的这种评论方式里固执地加进些许理智、些许肤浅的知识，还有一些粗俗。

她对此总是忍气吞声，缄默不语。很明显，她坚信一点，那就是，我自己不能完全脱离我母亲的控制。是啊，我始终在以一种连我自己也无法看透的方式对她负有心灵上的责任，她在精神上不断地博得来自我的同情，那种依赖感逐渐变得强烈。

她把这一切看做是一段应该尽情享受、她一定要承担必要恶果的过渡时期。尽管众所周知，她是极其富有耐心的人，但对此我们只做了些粗浅、初级的讨论。

我需要我父亲留下的这间工作室，因为我需要这屋子里那台古旧的梅赛德斯打字机。敲打其键盘后在指尖留下的触感至今还深深地凿刻在我的脑海中，人们敲打键盘就像是在演奏一种乐器，比如像弹钢琴，我一直保持着在私下练习弹钢琴的这种习惯。

那一个个按键都是单独用螺丝拧住固定在金属板上的，它们站立在突起的长长的主板上，黑压压的一片。打字好像是在进行中国式的雕刻，手指尖会轻轻地划过键盘最上面的那层油漆，每一次敲打，每一次字母的拼写都能赢得这台老打字机清晰、洪亮的声响。

在周末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工作，而她则外出散步，阅读一点书籍，照顾这个只相信自己得出的解释、不断朝周围的人灌输自己的想法、慢慢地衰老下去的老太太。

一到晚上她的心情似乎就变得十分沉重压抑，这让我们亲热的方式变得极其具有攻击性，这在我看来有些不寻常。她总是先轻轻地打我一下，然后是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后是一番令我觉得异常猛烈的痛打。

我因身体的疼痛哭了起来，但她反而更用力打我，似乎她并不想这样做，却不由自主。

我们出于憎恨与不由自主而制造出噪声，吵闹得连住在楼下的那个女人都能清晰地听见。

我的计划十分简单。我想用钢板当皮带，用弹弓发射弹丸击中一个游客。我有意不去思考这么做可能带来的伤害，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我更关心如何实现那个多年来在我脑中孕育出的想法。这个想法会帮助我最终选定那一条让我梦寐以求的、独特而坚定的生活道路。

如果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如果我被人察觉或发现，那么我将来也不打算继续执著于我这个想法了，而是会把我的天赋投放到其他的领域去碰碰运气。

我知道，在彻底失败的情况下，只有学会伪装和蒙蔽才能治疗那些心灵上的疾病与伤害。至于逗留在诊所里，扮演“疯狂的人”这种新的角色，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这些我当然无法预测得到。但是我想打破这种局面并且一如既往地继续做下去。

我应该把这块板子放在哪里呢？我怎样才能进行练习呢？如果不懂得使用弹弓的知识，反射装置没有安到正确的地方，取得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