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那他没说，是谁射杀的他？”

“这我可不知道，我的上帝。那子弹究竟是哪里来的？”

她看着我，察觉到，我并非出于普通的好奇心才对此事感兴趣，但是她显然也不清楚，我究竟怎么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打探消息。

“你能不能再打一次电话？他应该知道得更多。你就说，德意志新闻社还需要更详细地了解情况。”

“好的，好的，我会打这个电话。你们今天留下来过夜吗？”

我们必须要与她做个交易，为她提供的热心帮助付出些代价。这就是她。她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到电话跟前。她用满怀希望的眼神看着我们，同时以此威胁着我们。如果我们今晚不留下来，她什么都不会做。

“好吧，我们留下来。”为了避免冗长的讨价还价，我赶紧回答道。

比涅曼在我们谈话期间接到一通来自汉堡德意志新闻社编辑部的电话。他以为是我母亲在此事上发挥了作用，于是非常有礼貌地感谢她并且感谢她因此给自己带来了稿费。

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刚刚死去的老人是我们的一位老乡，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市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自一九五○年从战场上归来以后，就一直踏踏实实地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据说他是那一年才从战俘营里被释放回家的。

子弹击中他以后他其实就已经死了，只是他的身体受他感官的支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绝望的抵抗。从被击中的那一刻他就停止了全部的思考，这些都是比涅曼从警察和医生那里打听到的。

没人能够有机会再和受害者交谈了。

第二天上午我起得很早，去美味面包房买来了新鲜的面包和报纸。编辑部受警察局的委托请求公众，一旦他们知道什么与此案有关的信息，请及时通知警方。

九点钟的时候我去了警察局录口供。我当时就站在受害者的身旁，应该看见当时子弹射进了他的眼睛，然后他就倒在了地上。

“如果您让我做个比喻的话，就像一个装面粉的袋子一样。”

更多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我当时确实也没有观察其他的人。

后来警方通过其他人的口供确认我的证词十分宝贵。接下来的一周邀请我去基尔市的法尔克警局见检察机关的人。那儿的人想知道，我是否认识X先生和Y女士，借此他们可以进一步鉴定我的供词的价值。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她记得，案发时我离被害者很近。她甚至还记得当时我身上的穿着。

除此之外警方还想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在我们的房子里，是不是房门可能是打开着的。我说不是这样的。

于是我可以走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直接听到过关于这次谋杀的消息，但是报纸上，甚至是跨区域的报纸上，有一段时间充斥着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图片和猜测。这很快吸引了一批惊恐万状的游客到案发现场参观，但是那儿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看的东西，这件事渐渐地被平息了。

接下来提到的这些关键点成了遗留问题：对于死者的调查显示，他根本没有直接参与过战争，他的简历完全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为的是骗取战后损失赔偿金。某个医生给他开了战争伤患的证明，让他名义上成了个残障人士，为此还获得了一点儿养老金。

他究竟在战争期间做过些什么，如今已经无从查证，也再不会公之于众。很快这次案件就被定位成了复仇杀人案，复仇的原因和这位老先生在第三帝国期间不光彩的行为有莫大的关联。

故事发展到这个程度，警察似乎停止了费力的调查。也可能是，那些弹道专家未能给作为作案工具的子弹和武器作出更为详细贴切的报告和陈述。

人们辨认出那个球是弹弓用的弹丸，但是不知道这种武器的制造者是如何带着凶器藏匿在遇害者周围的。此外，当时附近可能有至少二十扇窗户，另外还有无数个位置可以作为猎手埋伏的地方。

母亲对于她的房子也在警方搜查范围之内这件事颇感愤怒。但无论是在她的房子还是她邻居的房子里警方没有任何发现。

调查总算是告一段落，或者警方是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主动放弃了。

我成功了。我当然意识到了，当时的事态有多么危险，特别是受害者本人也曾有过罪行，因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调查，而不仅仅是针对我。尽管我这次成功地从案件中脱身而出，我心里还是很清楚，我需要继续加强我的理性。只有懂得把握一切的人，才能胜券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