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马茨老师会把课程内容传达给大家。只要状况允许，开课的老师返回后将重新接管讨论课。为了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规范地运行，将优先采取这种授课程序来替代必要的集中补课方式。”

这个通知总是一成不变。每年都不得不重复这一流程的秘书处，今年干脆直接把这份被使用过多次的通知贴到了公告栏里。通知钉在了公告栏上，四角被图钉戳出很多小洞，好像一块瑞士奶酪一样，被切成小块，慢慢地变黄。

施马茨小心地拿出那张考勤表，把对它的使用提升为一种个人的责任。因为他要做好准备，以防他的上级要等到学期结束之后才回来，他的责任就是最后给出出勤成绩。但在我们看来，就是要被他那无聊至极、过度愚蠢的报告折磨，同时还要或多或少静静忍受这种德国高校里典型的剥削。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公众都知道，什么是以学术教育在基本法中确定的自治权的名义进行的。想给那些普通市民解释这些道理并期待他们理解根本毫无希望可言。罢工行吗？拒绝行吗？

对此我们已经进行了足够的讨论，然后我们遗弃了这个话题，这样做只会伤害到我们自己，会强迫我们继续忍受现状里这些傲慢剥削的玩弄。我们的学习期限最多也就是延长了，但肯定丝毫不会有所改善，我们都这么觉得。

我也很快就发现，一条被隐藏在平凡之下的特别道路能够禁止任何人公开参与到政治领域中。

手拿《明镜周刊》的女人在联合咖啡屋里十分显眼。后来我突然开始思考，究竟有多少人喜欢用这本杂志当做识别标记？如果同时有很多这样的暗号出现，是否有可能产生更多的伙伴关系呢？

我粗略推测眼前的这个女人五十岁出头，十分娇小可爱，穿着年轻时髦，但并不是去刻意模仿年轻人。她的头发很显然是刚刚在理发厅剪短了。

她摊开《明镜周刊》的标题版，但是并没有在读，而是不停地环顾四周。她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可能和她约会的人选范围之内，这便大大方便了我接近她。我走到她的桌子旁边，把《明镜周刊》卷起来握在左手上。

“允许我坐在您这里吗？”

“很抱歉，我一会儿有个约会，不好意思了，年轻人。”

她的语调坚定得令人惊奇，和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相符。

“是的，一个约会，和我的约会。”我轻轻地对她说道。因为我不想直接戳穿她，让她感到害怕。

接下来我就坐在了她的面前。

她似乎有些犹豫，本想大声地抱怨，因为她还处于等待的状态，既不能倾听，也不能跟着一起思考。

我紧张地看着她，把手中的《明镜周刊》展示给她看。她沉默了，低下头来看了看她自己的那份杂志。

服务生走到我们这桌询问我想点些什么。我点了一小壶咖啡，然后立刻把头转向她。

“您不是偶然拿着《明镜周刊》的吧？”

她还是一直不肯看我，却仍然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但是……”

她的声音仍然是那么坚定，不过变得越来越细弱。

“但是什么？告诉我您在想些什么，这里没人会听见我们的谈话。”

她第一次看了我一眼，羞涩得像是一位少女。她始终半开半闭地拿着那本新闻杂志，却没有在读。她之前肯定从来没买过或者读过这本杂志。

“但我对您来说年纪太大了。我大概要比您大三十岁。这肯定不成。”

现在她面对着我，已经恢复了一些冷静，可以和我理智地交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