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艰苦而残酷的战斗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说真的，反叛并不像他开始想的那样容易扑灭。无论他们击毙多少穆斯林游击队，将多少村庄夷为平地，把多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折磨致死。但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发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们当然需要宗主国给予更多的支援。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所在的遥远角落，至少是帝国的领土。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是法国的一部分，三百万法国人居住在这里。人们为阿尔及利亚而战就像为诺曼底、为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而战一样。当他升任中校时，他从农村转战到了城市。开始是在博内，然后是康斯坦丁。

在布莱德他是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至少还是战士。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市里这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斗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种战争的对手是清洁工在法国人常去的咖啡馆、超市和公园里放置的塑料炸弹。为了将这些把炸弹放置在法国平民中的“杂碎”清除出康斯坦丁，他手段残酷，因而得了个称号――“屠夫”。

为了最终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黎的更多援助。和大多数极端分子一样，罗丹因信念而无视事实：战争费用日益增长；背负着一场越来越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法国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士气日渐低落。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脆利落地搞掉了摇摇欲坠的腐败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与将军们的口径一致。这使他重回马提尼翁馆 ，并于1959年1月重返爱丽舍宫。罗丹听到他说出这句话，回到房间，高兴得都哭了。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罗丹来说，他就像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的宙斯一样。他确信新政就要开始：共产党人将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让-保罗肯定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组织俯首帖耳，法国最终将全力支援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人，支援保卫法国，在前线战斗的军队。

罗丹对这一切非常肯定，就像他相信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方式开始重建法国的时候，罗丹想着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得给这个老头儿一点儿时间。当在与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初步会谈的说法刚开始流传的时候，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1960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他仍然觉得，没有彻底铲除当地农民武装一定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觉得老头儿肯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说过那崇高的字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最后，当毫无疑问证明夏尔·戴高乐复兴法国的概念里不包括“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世界就像被火车撞上的瓷瓶一样粉碎了。忠诚、希望、信仰、自信，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有恨。他恨这个制度，恨那些政客，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工会、记者、外国人；但他最恨的就是那个人――戴高乐。1961年4月，除了一些乳臭未干的笨蛋拒绝参加外，罗丹率领全营参与了军事政变。

政变失败了。戴高乐略施小计就把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最终宣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会谈的前几周，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被发放给部队。这件事没有引起军官们的丝毫注意。他们认为收音机是无害的慰问品，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都赞同这个主意。空中传来的法国流行音乐让那些士兵感到很惬意，不再只关注炎热，苍蝇和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