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2月，法国人在伊登·伍尔夫酒店绑架阿尔古的事情被波恩的德国外交部认为是对该国主权的侵犯。他们与珠宝街的法国外交部之间的激烈争吵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吉布还是为手下干将的这次成功行动感到高兴。看到OAS的首脑被吓成这样，他感到很满足。但将军查阅罗丹的文件时，一丝疑虑不由得让他屏住了呼吸，他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像罗丹这样一个人会这么容易被吓成这样？”凭借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以及对政治和外交现实的清醒认识，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得到允许来一次之前那样的偷袭了。很久以后，他才明白了OAS三个领导人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真正意义。

从1963年6月下旬到7月上半月，豺狼一直在伦敦小心翼翼地按计划行事。从回来那天起，他就开始搜集、阅读几乎所有有关戴高乐的文章以及戴高乐自己的文章。他去了趟当地的图书馆，在《大英百科全书》里查了一下法国总统的目录，便在目录的末尾找到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有关他的研究对象的参考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字和一个位于帕丁敦区普雷顿街的邮政地址写信给各个知名书店，邮购所需要的参考书。他每天在自己的公寓里迅速浏览这些书直到凌晨，在脑子里为这位爱丽舍宫的主人勾勒出一副十分具体的画像，从孩提时代起直到他所阅读的材料时间为止。他收集的很多信息并没有政治价值，都是零零星星地叙述了一些戴高乐的癖好或是性格特点，他都一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戴高乐的回忆录《剑刃》 对研究他的性格最具指导意义。他从这本书里看到戴高乐极为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生活、祖国和个人命运的看法。

豺狼既不迟钝也不愚蠢。他广泛阅读、周密计划，并把大量信息储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

虽然他通读了戴高乐的著作以及熟悉他的人写的关于戴高乐的书，但这些书除了勾勒出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的完整形象外，并没有解决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自从6月15日他在维也纳罗丹的卧室里接受这项暗杀任务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他。直到7月的头一周，他仍然没想出答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行刺。最后，他又去了一次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用惯用的假名签名进入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旧报纸。

他找到答案的确切时间我们已无从知晓，但大致应该是在7月7号后的三天里。在那三天里，他最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写于1962年的文章得到一点启发，然后又查阅了一九四五年以来戴高乐任总统期间每一年的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近年来，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无论生病或是坏天气，夏尔·戴高乐都会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从这一点出发，豺狼的准备工作终于从研究阶段进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考虑最后的行动细节之前，他仰面躺在自己的公寓里，凝视着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常抽的特长过滤嘴香烟，陷入沉思。

在他最终敲定要采用的这个计划前，他至少考虑了十几个方案，但最终都放弃了。什么时间，在哪里，怎么干，一切都已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1963年的戴高乐不仅仅是法国总统，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受保护最严密、最高效的人。事后证明，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要难得多。豺狼并不知道，法国安全专家已获得美方许可，曾研究过保护肯尼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但他们回来后都对美国情报机构采取的措施嗤之以鼻。法国专家拒绝采用美国人的方法，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刺客枪杀，正是由于安全措施不够严密；而夏尔·戴高乐则一直好好地活着。他安全退休，最终在自己的家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