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生只见过女儿两次，一次是1957年，他大腿中了一枪，被送往马赛疗养；还有一次是1960年，他护送罗丹中校又来到这个城市，为一次军事法庭审判出庭作证。第一次，小女孩才两岁，第二次四岁半。科瓦尔斯基去的时候，给约约夫妇带去了很多礼物，给小西尔维买了许多玩具。小女孩和她的狗熊似的维克多叔叔相处得很好。不过科瓦尔斯基从没和任何其他人提过此事，连罗丹都没有说过。

现在她不断低烧，得了什么“血病”！ 科瓦尔斯基整个早上都非常担心。午饭后他上楼取来邮件匣子和链子，把它们重新在手腕上绑好。因为罗丹正在等待着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更详细情况的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再去一趟邮局，去取下午来的邮件。

“什么是，”下士忽然冒出一句，“连续低烧的血病？”

罗丹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绑链子，听到问题后惊讶地抬起头。

“我从没听说过。”他回答。

“是一种血液的毛病。” 科瓦尔斯基解释道。

卡松在房间另一边正在看一堆杂志，他笑了起来。

“嗯，是什么呢，先生？”

“是癌症，”卡松回答说，“血癌。”

科瓦尔斯基看着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非军人的话。

“能治好的，上校。对吗？”

“不，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绝症，治不好。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读到的。”

他离开了房间。罗丹本应该觉得奇怪的，他的保镖除了每天站着接受命令，从来不懂得阅读任何更复杂的东西，而今天却说起了这个词。下午他等待的邮件取回来了，信里说，OAS在瑞士银行的联合户头现在已经有了超过二十五万美元。所以他不但没有注意到科瓦尔斯基的异常，而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罗丹感到很满意。他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那笔钱转入他雇的那个刺客的账户。至于剩下的差额，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戴高乐一死，那些早些时候在OAS比较辉煌的日子里资助过他们的极右翼企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提供另外的二十五万美元的。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些人对他要求继续提供经费时还婉转地推托，“由于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采取行动并取得进展”，使得他们过去投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同样是这些人，到时一定会争先恐后地以支持这些战士为荣的，因为他们不久就将成为重获新生的法国的新统治者。

他写完给银行的指示时天已经黑了。卡松看完罗丹写给瑞士银行要求付款给豺狼的指示时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共同答应过英国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他在巴黎设置一个联络点，随时向他提供法国总统最新的准确的行踪，以及总统周边安全措施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这些情况很可能对杀手非常重要。卡松认为，在现阶段就把钱转给他，会鼓励他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什么时间动手显然是由刺客自己选择，但是晚两天转钱并不会对刺杀造成什么本质的影响。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邮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在戴高乐最亲近的一名随从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还需要几天，这名特工才能不断得到有关总统的可靠情报，包括他人在哪里，出行意图，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机密消息。卡松希望罗丹可以缓两天，直到他可以在巴黎为杀手准备好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能够得到对他的行动可能很关键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