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天天与远在前线的康世恩通话。康世恩则白天在施工现场指挥，晚上又忙着找各钻井队队长和技术人员商议生产进展情况，然后再向北京的将军汇报。

“余部长，看来这儿的情况真的很复杂，我们遇上了狡猾而又顽固的敌人了……”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在又完成３７口钻井的勘探后，康世恩不得不语气沉重地如实汇报道。

“……”北京的长途电话线里许久没有将军的说话声音。

康世恩紧张地连声“喂喂”地喊起来：“余部长，你在吗？你听到我刚才说的吗？”

北京那边终于说话了：“我在。”又是一阵很久的沉默。

康世恩鼻子酸酸的，他真想在自己亲密无间的好领导、好战友面前哭一声。但他硬支撑着：“余部长，是我工作没做到家……”

“别这么说。是敌人太狡猾！也怪我们太轻看了它。”北京那边又传来声音：“老康，我看这样：既然我们一时逮不到‘敌人’，那就留着以后等我们的技术过硬后，我们再杀它个回马枪，你看怎么样？”

康世恩连连点头：“好的好的……”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鉴于川中地区地质情况复杂，本次川中会战宣告结束，请各局把前线的队伍撤回原单位……”电报大楼里，余秋里语气沉重而又坚定地向远在四川前线的队伍和全国各石油单位如此宣布道。

１９５９年４月３日，上海。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会议召开期间，他余秋里又一次被毛泽东当众叫住，问的还是他的“最痛”。

“主席，四川情况不好。”

毛泽东像是没有听清似的朝余秋里“嗯”了一声。

余秋里不得不重复报告：“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的油层薄，产量低，下降快，我们没有找到大油田。”余秋里的头低得特别低，像犯了错的孩儿见长辈，直挺挺地站地那儿等待毛泽东发落。

“噢？那好嘛！既然那个地方找不到，就换个地方找。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我就不信找不到油！”余秋里觉得毛泽东就在他耳边说话。

“是，主席。我们一定在别的地方找到大油田！”余秋里内心一阵激动，当他抬起头，想向自己的最高统帅发誓保证什么时，见毛泽东已带着他的同事走进了全会会场去了……这场“遭遇战”后来真的让余秋里记了一辈子。在１９９４年出版的《余秋里回忆录》上他这样说：“川中石油会战，可以说是我刚到石油部后打的一场‘遭遇战’，也是转到石油工业战线后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会战中，我们碰上了钉子，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通过川中找油，我进一步认识了石油工业的复杂性。实践证明，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整个构造能出油，一时出油不等于能长期出油，一时高产不等于能稳定高产。……总之，川中会战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我曾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同志说：‘感谢你们四川，川中是教师爷，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乖了。”

几个月后，余秋里真的在松辽的大庆会战中，把川中“教师爷”一直请在自己的身边，每逢重大决策之前，他都要默默地请教一番“川中教师爷”，然后再决断千军万马是进还是退。

这里有两个细节要补充：在川中会战中被余秋里“拔白旗”过的四川局总地质师李德生，后来被余秋里一纸调令调到部勘探司任总地质师，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中建立了重要功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体健康，依然在一线工作。

另一位被批过的秦文彩，也被余秋里重用，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余秋里在川中会战失败后不久的一次大会上，当众代表部党组向秦文彩道歉，并以一个将军的名义，给秦文彩敬了个正正规规的军礼。

李德生和秦文彩每每谈起这一幕往事，感叹道：秋里同志既是个好领导，又是条硬汉子，他一旦知道自己错了，敢于当众承认并立即改正，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