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约”的，赞成的说这种作风就该代代传下去，反对者说这样城市还有啥可发展的！但谁也不能否定一点的是：余秋里在会战时作出的“约法三章”实质上就是后来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的大庆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会战大军吧：

翌日，余秋里乘坐那辆嘎斯吉普车，再度“检阅”起他的“挥师北上”队伍。这会儿沿着安达到萨尔图５０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余秋里所看到的情形让他吃惊万分：这是什么战场呀！

到处是乱堆乱放的物资，绵延几十里人都无法插足！再看看会战的队伍：那些找到落脚点的支锅搭棚开始起火露宿，再仔细瞧瞧他们的生活：做饭用的是脸盆，吃饭用的是脸盆，洗脸洗脚用的还是脸盆--他们多数人全部的个人生活用品就是一只脸盆。有人讲究一点的，做饭用的是脸盆，盛饭则用头上戴的铝盔帽。那些不讲究的人干脆不洗脸不洗脚；那些没找到地方的钻机队，几十人几十人的排躺在露天雪地里做“冻肉卷”--用被子或毯子裹着身子露宿；再就是一些还在等待分配单位的部队转业官兵，则坐在铁道两边拉着嗓门，一边又一边地在那儿唱着有气无力的歌……“我得到的总印象是，队伍上得很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突出。比我想像得要严重和复杂的多！”几十年后，余秋里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仍然对会战初期所见的一幕刻骨铭心：“铁路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设备、器材、行李、货物。由于缺少起重运输设备，这些物资怎么也疏散不开。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不到现场，很难想象会如此的混乱……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吃的也很困难，少粮缺菜，连锅灶、炊具都很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煮汤。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生产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步行。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思想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干部对组织会战心存疑虑，有的担心靠石油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把这场会战打赢；有的到了现场之后，面对着艰苦的环境、困难的条件和种种非常规的措施、办法，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埋怨会战不正规，不像个搞工业的样子。有不少同志怕艰苦，怕受累，挑工种，讲待遇。个别干部一下车，不管队伍，不问设备，不关心工作任务，先打听中灶食堂在哪里。还有人干脆开小差，当了逃兵……”

更让余秋里预想不到的是：“对于油田地下情况，当时我们还了解的不多。长垣南部已经打了二十多口井，经过初步分析，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有些情况一下子还说不清楚……”

以最早出油的松基三井为中心点的南部战区，会战的队伍已经到位，可真要甩开膀子大干时，技术人员竟然拿出的那些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图纸时，连自己也解释不清到底哪儿该打生产井，哪儿该打勘探井！

“队伍开到了前线，敌人也就在眼前，却不知道仗怎么打！这是什么事嘛？”余秋里面对如此混乱而毫无章法的战役，真的感到有些束手无策。

这可怎么办？他把康世恩叫来。

康世恩也抓着头皮直嚷：“怎么弄怎么弄嘛！”

余秋里气得无可奈何，“嘭”地关上门，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们在外面瞅着，谁也不敢上前去敲一声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小窗口里冒出一股股浓浓的烟雾……许久，门突然开了。余秋里右手叉在腰际，冲工委副书记吴星峰喊：“通知所有会战指挥部领导上我这儿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