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他前额渗满汗珠。看得出，他是在用虚张声势来掩饰内心的不安。

“她很年轻，二十岁出头。”

我本可以解释为什么骨头可以透露一个人的年龄，但我认为他不是个耐心的聆听者，于是我停口不语，静静地等着。有好几粒软骨粘在我戴着手套的手上，我把它们捧在手里，手心向上，像个乞丐一样。克劳德尔始终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仿佛我是个埃博拉病毒的携带者。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但眼神表明，他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脑袋里，分拣资料，寻找匹配的人。

“加尼翁。”这是个判断，而非问句。

我点点头。伊莎贝尔 加尼翁就是死者，死时二十三岁。

“我会让验尸官申请核对她的牙齿档案记录。”他说道。

我再次点点头。他似乎在期待着我能说些什么。

“死因？”他问道。

“目前不明。”我答道，“等做完X光检查后我可能会更清楚。或者等尸体清洗干净，或许还会有新发现。”

听完这句他掉头便走。没说再见。我也不期待他和我道别。他的离开让我们都如释重负。

我脱掉手套，扔进收集容器。离开时，我把头探进大解剖间，告诉丹尼尔我今天已经做完了那个案子。我吩咐他去给尸体全身和头盖部分做X光检查、病理解剖和侧面图。上楼后我在组织学实验室停了一下，通知主管技师，尸体已经可以准备做蒸煮了，并警告他由于这是个肢解案，一定要小心行事。其实，我知道这是多此一举。这里没有人比丹尼斯更会照料尸体。两天内，一具完整的骸骨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干净完整，绝不会有一丝损伤。

下午余下的时间我都花在那个修复好的头骨上。尽管头骨由零碎的骨头组成，但已经有足够的细节来确定死者的身份。这个家伙再也开不了丙烷罐车了。

回家后，在溪谷曾经感到的不祥预感又一次向我袭来。我用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来使自己远离这种感觉。我用全神贯注确定死者身份和修复自杀罐车司机的头骨来驱赶这种忧虑。吃午饭的时候，公园里的白鸽也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分清鸽子吃食的啄序就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灰色那只看来是老大。棕色斑点那只第二大。黑脚的名次显然排在后面。

现在我终于有时间休息了。有空想事情，烦恼也立刻随之而来。从我把车开进车库关掉收音机的一刻起，那感觉就来了。音乐没了，焦虑来了。不能这样，我警告自己。迟点再来烦我吧，至少等我吃完晚饭。

我踏进公寓，听到那“哔”一声响的保安系统才安下心来。我把公文包放在门厅，关上门，走去街角的黎巴嫩饭馆，点了外卖柠檬鸡和烤羊肉。这就是我喜欢住在市中心的原因――就在公寓附近，我就可以吃到来自全世界的美食。会不会再增重？先别想这个了。

我在等外卖的时候，仔细阅读了自助餐餐牌。鹰嘴豆酱、黎巴嫩沙拉、葡萄藤（法语）。天佑地球村。黎巴嫩人也走法式大餐的路子了。

收银台左上方的架子上陈列着红酒。那对我来说是无法抵挡的诱惑。每当我看着它们，就算是看一千次，我都是那么渴望。我记得红酒的味道、香气以及酒在舌上那种干干的刺激感觉。我还记得从肠子向上和向外蔓延的暖流，它循环流遍我的全身，沿路燃起生机的火焰。控制一切的野火。活力的野火。天下无敌的野火。我或许正需要它，我想道。对吧？我在骗谁？我不可能停在这里。互助戒酒会教的都有些什么步骤来着？我或许该穿上防弹服立刻消失。或者有别的出路？算了。我太天马行空了，必定会掉下来。喝酒的愉悦是短暂的，付出的代价则是沉重的。我已经有六年滴酒不沾了，绝不能前功尽弃。

我拿着打包的食物回家，在小猫博迪的陪伴下就着蒙特利尔博览会棒球队的比赛吃晚餐。博迪蜷缩在我的腿上睡着了，柔和地打着呼噜。博览会队输给芝加哥小熊队两分。电视新闻也没有谋杀案的报道。谢天谢地。

我洗了一个长长的热水澡，十点半就睡下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安静地躺着，我再也无法压抑那些杂乱的思绪。它们像细胞变坏一样，不断地分裂、聚集能量，最后强行攻入我的意识，一定要让我想起它们。我想起了另一宗谋杀案。另一个年轻姑娘支离破碎地来到停尸间。她在我眼里纤毫毕现，解剖她时的感觉又一次袭来。她叫尚塔尔 特罗蒂尔。十六岁，被勒死、殴打、砍下脑袋并被肢解。几个月前，她被装在塑料垃圾袋里，赤裸地来到实验室。

我真想进入梦乡告别这天，可是脑袋却拒绝打卡下班。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如同目睹高山隆起，地壳板块变动。最后，我终于睡着了，有个词在我的脑海里跳跃着。它会在整个周末困扰着我：连环谋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