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安的搭档坐在桌子对面，歪着头看他，就像一只在笼中向外窥视的金丝雀。这个人身材矮小结实，不过略略呈现中年发福的迹象。他那身古铜色的皮肤，显然是在美容院照太阳灯晒出来的，厚厚的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正要拍宣传照的演员。我怀疑他的胡子也是让专人修饰过的。桌上的铭牌显示此人名叫让 贝特朗。

第三个男子靠在贝特朗桌子的边上，听着两人的笑话，整理着脚上那双意大利便鞋的流苏。我一看到他，工作热情立刻如一部下行的电梯般急遽下坠。

“……就像一只拉煤渣的山羊。”

他们同时大笑起来，嘶哑的笑声表明他们似乎正在说有关女人的低级笑话。克劳德尔看了看手表。

你害怕了，布兰纳，我警告过你了。镇定一点儿。我清了清嗓子，穿过那迷宫般的办公桌阵。三人立刻噤声，朝我这边望过来。认出我后，两名魁北克省警察厅探员站起身向我微笑致意。只有克劳德尔纹丝不动，丝毫没有掩饰对我的不屑。他弓起腰，把脚放了下去，又开始整理他鞋上的流苏，然后又看了看手表。

“布兰纳博士，你好吗？”赖安用英语向我问好，并朝我伸出手，“你最近回过老家没有？”

“几个月没回了。”我说。他握手的力度很大。

“我正想问问你，你回家时要不要随身带上一支AK47？”

“不用，我们通常只是把枪放在家里，挂起来作装饰。”

我已经对他们挖苦美国暴力犯罪猖獗感到习以为常了。“那里有室内厕所了吗？”贝特朗问道。他是在取笑美国南部的落后。

“只有一些大旅馆里才有。”我平静地回答。

这三个人当中，只有赖安看起来有些尴尬。

安德鲁 赖安的经历完全不像一个警察厅凶杀组的探员。他出生在新斯科舍省，是一对爱尔兰裔夫妇的独生子。这对医生夫妇在伦敦学医，搬到加拿大时依然只会说英语。他们希望独生子也能学医，由于他们当年因只会英语而遭遇了许多挫折，因此他们发誓要让孩子说上一口流利的法语。

他是在圣弗朗西斯 泽维尔读初中时学坏的。受刺激的边缘生活引诱，赖安开始酗酒并染上了毒瘾。最后，他待在学校的时间很少，终日与酒鬼和瘾君子混在一起。他成了当地警察局的常客，每次在狂饮作乐的下场，都是被逮进警局，趴在拘留所的地板上呕吐。一个晚上，他被一名可卡因瘾君子割伤了脖子，被送往圣玛莎医院急救，刀子差一点就割断了颈动脉。

经过这次事件后，他洗心革面，成了一名基督教徒。这个转变来得迅猛而彻底。尽管他仍然受到邪恶世界的引诱，但这次他是站到另外一边了。他读完犯罪学的本科，成功申请到魁北克省警察厅工作，最终被提拔为凶杀组副队长。

他以前在街头胡闹的日子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了不少便利。赖安平日虽然彬彬有礼、言谈温和，却格外擅长处理街头事件。他熟知黑社会的术语和惯例，能够掌握他们的动态。我还没和他合作过，这些关于他的传言都是道听途说。不过，我从没听见有谁说过他的坏话。

“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他问道，伸手指向窗外，“你该在户外享受派对才是。”

我看到他颈上有一条细细的伤疤沿着领子往上爬，一直蔓延到脖子后面。这条伤痕看起来光滑发亮，如同一条橡皮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