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逸史》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从1895年参加兴中会起，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史上异彩夺目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如秋瑾1904年10月，曾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她加入同盟会也是冯介绍的。冯担任过15个月的临时稽勋局长，调查搜集了大量革命史料，这些因素都是他研究革命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他在政治上不得志，以一个失意的革命元老发愤著书，研究革命史，正本清源，他的历史著作是建立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的，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革命逸史》自序中指出清代有革命党始于兴中会，这以前如白莲教、天地会、洪秀全等，“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与近代民权主义无关，最多只能说它是私人的或狭义的革命党。兴中会率先举起民族民权主义的旗帜，开创了我国历史的先河。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新鲜的。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副部长，冯自由始终追随孙中山，可以说是革命党的“正统”，但他对光复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党人的事迹都能如实记载，公正评价，在研究历史时没有派系的狭隘性，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而且蕴涵着他对民主、自由、平等始终不渝的追求。他著史首先起源于对当权者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痛心，同时也是深感民权落空，自由未成。《革命逸史》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希望引用的人一定要分别注明出处，由此也可见他治史的严谨。他曾说袁世凯、黎元洪都不是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屠杀革命党人，证据确凿，以他们为民国元首，则破坏共和、颠倒功罪都不足怪。遗憾的是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以革命党而行革命党应行之事，虽褒扬先烈之令，不绝如缕”，但只限于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少数领袖人物，而对于开国前和开国时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大多数无名英雄，并未按照当年稽勋局的调查表册分别抚恤，他说这是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缺憾。他一直认为饮水思源、养生恤死，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他后半生执着于革命史研究与写作，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