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贯公为人豪迈不羁，交游日广，与少白意见颇不相投。是年七月，因与郑士良、陈和等饮于水坑口宴琼林酒楼，士良卒然暴毙，深为少白所不满。故郑任笔政不及一载，即辞职另创《公益报》，继之者为陈诗仲及黄世仲。

壬寅（一九○二年）陶模解职离粤。十二月，洪全福、李纪堂、梁慕光、谢缵泰等，谋于除夕日在广州举义，不幸事泄失败，梁慕义等八人殉焉。是役，李纪堂独任军饷数十万元。总理、少白均不与谋。事后，广州《岭海报》主笔胡衍鹗竟大放厥词，痛诋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中国报》陈诗仲、黄世仲等乃严词辟之。双方笔战逾月，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中国日报》因拥护革命与他报笔战，此为第一次。

癸卯（一九○三年）春间，《中国日报》以留日学界之革命思潮异常蓬勃，特聘余为驻东记者，故国内各报留学界消息以《中国日报》为最详。是年闰五月，上海《苏报》案起。《苏报》主人衡山陈范（　梦坡）亡命至港，少白款之于《中国报》。陈嗜酒如命，一夕夜起觅酒不得。乃取案头医生给予少白之药酒作鲸饮尽之，一时传为笑谈。章炳麟入狱后，时作政论寄登《中国报》，读者视同拱璧。甲辰（一九○四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扶满保皇主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是时郑贯公主办之《世界公益报》及《广东报》先后出版，民党在言论界渐占势力。惟《中国报》以维持困难，乃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迁于荷理活道。公司设总理三人，以李纪堂、容星桥、陈少白三人分任之。李司财务，容司印务，陈司报务，报社组织为之一变。此三年间，陈诗仲已赴南洋就星洲《 图南日报》之聘；黄世仲亦改任《公益报》记者。在《中国报》先后承乏笔政者，自王君演、卢少岐、丁雨宸、梁襄武、何冰甫、何雅选、卢信、廖平庵诸人。时有伍宪子者，藉卢信介绍，将入《中国报》为主笔，后乃致书卢信，谓因康党《商报》多出每月笔资五元，故已改就《商报》之聘云。可见当日新学志士对于革命保皇二说，尚多未能划分界线也。

乙巳（一九○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总理以庚子后内外党务久已停顿不振，而少白与港、粤诸同志复不能融洽一致，遂于八月初十日特派余至香港组织同盟会，兼任《中国日报》记者。时任笔政者为卢信、廖平庵、陈春生三人，翻译为冯扶，余有长篇论文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凡二万余言，为我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嚆矢。东京《民报》第四号及旧金山《大同日报》均转录之，香港同盟分会即于此时成立，众推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余为书记。是年下半期港、粤间革命派报纸异常发达，香港《中国日报》之外，有《公益报》、《广东报》，及郑贯公新创之《有所谓报》、黄世仲新创之《少年报》、广州有《群报》、《亚洲报》、《时事画报》。适是时美国新颁禁制华工苛例，冯夏威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前，以警国人。于是港、粤人士大愤，商工学报各界同组拒约会，以抵制美货相号召。美国商会乃举派代表与港、粤各界会商修约问题，经何启、陈少白二人从中斡旋，略具端倪，即世称十二条款是也。十月，总理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赴越南西贡，船过香港，假法邮船，约诸同志开会讨论党务。其时，《中国日报》与《有所谓报》因抵制美约事意见不合，互相攻击。余多方调处无效，总理乃约少白、贯公至法轮，劝令和解，二人从之。十一月，黄克强自日本来，下榻《中国日报》，旋赴广西桂林，访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有所活动。十二月，《中国日报》复由荷理活道迁至上环德辅道。